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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三年，即1969年的10月7日（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一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病逝，终年八十整岁。那么，《赠蒋秉南序》中的“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等语，当是自作之谶，不意竟得到验证。而寅恪先生逝后仅一个月零十四天，即1969年11月21日，其发妻唐晓莹先生也溘然长逝。同年夏天寅恪先生曾预作挽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见《诗集》，页190）下联的“废残难豹隐”句，固然是慨叹自身失明膑足仍逃不过劫难，同时也含有虽经劫难气节仍不或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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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1953年所作的《咏黄藤手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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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有短策，日夕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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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床始释手，重把已天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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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和体差健，拄步庭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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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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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走滇南，黄虬助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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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方遭国难，神瘁形愈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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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持偶登临，聊复豁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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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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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何目失明，更视若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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擿埴便冥行，幸免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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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废十年身，崎岖万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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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皆弃捐，唯此尚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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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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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比杖乡人，乡关愁浩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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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三女儿，谁得扶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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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倚一枝藤，茫茫任苍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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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诗集》，三联版，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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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云咏十五年前在云南蒙自得到的一条黄藤手杖，但看作咏寅恪先生自己的气节精神正无不可。诗中“岁久汗痕斑，染泪似湘篠”、“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等句，不正是寅恪一生遭际和人格精神的绝好写照吗？当然“幸免一边倒”一语，实有现实所指，即寅恪先生对50年代初期我国奉行的向前苏联“一边倒”的国策，殊不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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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寅恪先生的为学境界和人格精神，都表现为哪些具体特征？什么是他的文心诗骨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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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寅恪先生是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学者。有的论者从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寅恪先生长期双目失明，后来又跌断腿骨，必不可免地会影响到精神世界，因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自属可以理解。也许这样分析不无一定道理，但毕竟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寅恪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对晚清以来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了解，是一种文化情结，实带有理性认知的自觉性，而非一时一事所引发的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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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元稹“艳诗及悼亡诗”章，即对与此有关的社会与人生问题有极深刻的阐述，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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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版，页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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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是为了评价元稹其人其诗而概括出来的一种社会与文化变迁影响下的人格变易的理论，但未尝不是身处“新旧蜕嬗之间际”和“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的寅恪先生，从己身经历中所得出的一种认知。《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提出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论述，对寅恪先生自己也完全适用。不止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也是“表现此文化之程量”至“宏”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感受苦痛乃出之必然。而寅老所作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更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则郑重提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版，页248）这与《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谓“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意思是一样的。看来寅恪先生自己，已把他何以最具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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