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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现代学术的理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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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向21世纪转换之际，回首与检讨百年中国的诸多文化现象，应该是文化人士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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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首先需要检讨一下，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问题。在时间段的划分上，我跟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有些不同。我的看法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大体在晚清，有几本重要的著作和文章具有标志性，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翻译的时间是1894年至1896年，出版的时间是1898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些论著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借鉴了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诠释中国的古典，传统学术的范围已经无法包容它们的内涵。这说明，中国学术的现代期事实上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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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的发端，与教育体制的变革也有关联，那就是1905年8月，清廷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制度，而代之以新式学堂。这为学术思想的转变提供了现代体制的支撑。以此，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我以为大体上应该在1895年至1905年前后这一时间段，而不必一定要用政治事变，例如五四运动作为传统和现代的截然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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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特征以及在20世纪取得的学术成就，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论述得比较详尽。我是这样说的：“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学者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经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且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我强调的是学术本身的价值，并把对此一问题的体认看作是学术是否独立的必要条件。至于中国现代学术所取得的成就，我的判断是，从学术史上看，它是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和繁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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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术的总成绩是骄人的，其中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知识建构和学问累积，既承前启后，又空前绝后。承前启后容易理解，因为任何历史时期的学术，都是一座桥梁，它一方面吸收以前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对以后的学术发展起到发凡起例的作用。但如果讲他们空前绝后，就需要给予说明。这是因为，当时的一大批学术精英的西学训练是前辈所不能比拟的，无论宋儒还是乾嘉诸老，都没有这个条件。晚清是西潮汹涌的特殊历史时期，这就造成了历史的契机，使得上个世纪的许多学者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晚清以前的求学者不可能有如此的机缘。正是在这点上，我说他们是空前的。同时，20世纪第一流人物的传统文化修养、国学根底，又是后人绝难企及的。这也跟他们的历史时代有直接关系，他们一般都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十岁以前“四书”、“五经”就读完了，十五岁左右，“十三经”、“前四史”，也念过了。传统学问根底积累深厚，造就了他们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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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同样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以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思想并没有成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思想活跃了，学术上有诸多讨论，新出版的著作也多了；但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现在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20世纪的大师们都曾经提出过。甚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20世纪第一流学术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确有启迪后学的经典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在治学方法和新学术的建设方面，无法绕开前辈大师。还有，中国现代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传统，比如学术独立的传统，这点我在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中讲得最多。还有重视实证、重视科学考据的传统，这在今天尤有特殊含义。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已经为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所证伪。所以，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我非常赞同。当年傅斯年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曾遭到不少人反对，现在看，他自有其高明之处，至少比“以论代史”高明。学问总要扎扎实实地去做，大话、空话、“炒作”，与学问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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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他们在研究中既积极吸纳外域经验，又不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好传统。陈寅恪学术精神的可贵，不仅在于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由于他鲜明地提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最近，我看到一篇悼念钱锺书先生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这种观点，与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好传统，不免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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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来得及写专门研究钱锺书先生的文章，但他的书我是细读过的。我对他的睿智学思的敬仰，非文字所能表达。他是一个打破了知识与学问的神秘感的学者，他洞悉世情之翻覆与文本之尚伪。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有特见深识。不喜欢他的人，也不能不读他的书。但真正解读钱先生其人其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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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还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这个问题晚清以来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过去。上面提到的那篇悼念钱锺书先生的文章，就证实了这一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晚清时期，中国固有的传统价值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和解体的危机，因而有梁济（梁漱溟的父亲）的自杀，有王国维的自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与文化传承的危机是并存的。文化传承需要有家庭、学校、宗教几方面的综合作用。这三个途径，在这一百年里都处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柯文教授，写过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阐释中国中心论，即重视中国发展的自己的文化理路，我认为很有见地。还有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问题，20世纪的许多大师都是通儒，不为一科一域所局限。这个传统，今天不容易承继了，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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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期，中国文化则一直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中作自己的选择。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当然无法拒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往全球化走去。但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性是不容易变的，人类不应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存在方式。未来世纪的文化景观，依我看是一个多元世界，谁也不能代替谁。只不过现在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人士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了一个可以整合自己的文化资源，建立不同文化背景之间沟通与对话的契机。我十年前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为的是打通古今，去年又创办《世界汉学》，为的是沟通中西。寸心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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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炎黄文化研究》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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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学问天才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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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像陈梦家那样，不论以什么样的机缘触及任何领域，都能结出第一流的学术果实。他是新月派诗人，二十岁就出版《梦家诗集》；大学本科学的是法律，但更喜欢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闻一多、容庚是他的老师。1944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但经过三年的穷搜苦索，最后编成一巨册英文稿《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回国后还拟增补欧洲和加拿大的部分，以出版规模更大的《中国铜器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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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调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殷墟卜辞综述》是他的代表作。70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如同一气呵成，写得清通而优美，即使对甲骨文少有所知的门外汉也会读得津津有味。考古所平素与陈梦家先生稔熟的徐苹芳先生告诉我，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抠住一个课题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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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他和许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样，被强行施以“加冕礼”。可是当他以戴罪之身下放到甘肃协助地方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接触到大量出土汉简，于是又开始了简牍学的研究。《武威汉简》一书，就是经他一手整理而成。后来自己又撰写了30多万字的《汉简缀述》。但十年浩劫的灾难过程，他没有全部走完。1966年9月3日，他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55岁。此前的几天，他的出身名门的妻子（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翻译过艾略特的《荒原》、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北京大学英语系赵萝蕤教授，被“剃发易服”关在家中。而他自己，自裁的当天，受批判时有人用秽物浇淋到了他的头上、身上。他留下的遗言是：“士可杀，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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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苹芳先生说，陈梦家走后，赵萝蕤先生长时间精神不稳定。他们没有子女。待到这位美国文学教授事隔多少年之后，再次重游旧地、访问芝加哥美术博物馆时，她竟看到了她的已故亲人与凯莱合编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她禁不住泪如雨下。我看过一篇赵写陈的回忆文章，其中说：“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10小时到12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文章还说：“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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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写文章的人再也无法看到“蛋黄色的灯光”后面的那个“完人”的身影了。连写文章的人也在1998年离开了我们。而且他们的居所，北京美术馆后身儿弓弦胡同2号，那是不折不扣的名人故居，也被推土机铲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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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陈梦家著作集》，中华书局已经出版。除了《殷墟卜辞综述》等专学大著述，《梦家诗集》、《梦甲室存文》是很好读的。《梦家诗集》的第一首诗是《一朵野花》，《梦甲室存文》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不开花的春天》。《诗集》前有他20岁的一张照片，1932年赠给赵萝蕤的，英俊、潇洒、蕴藉得像一个害羞的王子。他的英姿像他的诗一样美，他的风度像他的学问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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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6日首发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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