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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美美与共”。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学术界有朋友提出，最好不用“天下大同”，因为哪里会有天下大同呢，所以建议用“和而不同”代替“天下大同”。不过在我看来，还是用“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和而不同”是对“众美”相处状态的概括，是期望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固然好，但是这个思想作为四句教，还应该往前延伸，不应静止。“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这与横渠四句教的“为万世开太平”，有相似而不必相同的信仰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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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重要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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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先生也谈到了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这些思想隐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底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各种信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互相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来，与中国文化磨合的时间很长，但最后融合得很好。佛教很适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民众中，佛教思想已经生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天主教曾经有过一段相冲突的历史，但从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道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更容易与佛教、与儒教、与西方的宗教相融合。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不把他们对立起来，不致演变为大的冲突。所以，用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解释不通的。中国文化重视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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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提出的“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学人之心，思想家之心，实在可感可佩。一个人在晚年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太缺少思想家了，连认真的思想者也很少，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讲出真正有思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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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稿载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学林”专刊，此为节稿，2011年1月28日首发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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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甲午战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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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六周年。对中国来说，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悲剧，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一向被国人视作“蕞尔小国”的日本，把庞然大物中华帝国打败了。败得那样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还要赔款白银2亿两。其实不止此数。有专门研究者说，总数加在一起，是2.5669亿两。而且要用英镑结算。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第一宝岛台湾，就是这次甲午战败割让给日本的，直到1945年才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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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中国为何战败？当然，中国虽大，当时实是弱国，所谓积贫积弱。日本虽小，经过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强国。但应对策略的不智，也是战败的重要一因。笔者几年前曾细详中日甲午战史，发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无处不中日人的圈套。日本的目标，是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陆上的战事不过是序幕而已。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帝的天子之威，给李鸿章施以巨大压力，最后李还是情非所愿地走上了战而不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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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三年，即1891年，李鸿章在写给光绪帝的奏折里，报告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需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置李鸿章的请求于不顾。甲午战事开战前夕，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也要购买。但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至甲午战事开始，六年的时间，北洋水师没有增添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婆移作修颐和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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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1894年8月打起。7月份，李鸿章还上书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和定远号是铁甲船，尚可用，但时速只有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战争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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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真不想打一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他的最后不得不出海迎战，是翁同龢等纵容光绪威逼施压的结果。已往研究晚清史事的人，大都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算在李鸿章一人的名下。李不得不蒙受“辱国”、“卖国”的蔑称。但公平而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固然有其自身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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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对李鸿章的罪责另有看法。陈氏父子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请求将李鸿章斩首。而所以严惩李鸿章的理由，并不是由于他代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而是认为，李作为勋旧大臣，没有尽到拼死力谏的责任，应该以自己的生死去就，说服慈禧和光绪改变主意，阻止这场明知打不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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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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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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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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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1983年版，页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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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百一十六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真正悲剧应该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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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晚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由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想问一句：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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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拙著《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之一节，2011年1月2日首发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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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2010年10月16日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最后一次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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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圆桌会议讨论的主题，我的角色应该是“客串”，或者如佛教所说的“随喜”，总之属于边缘人物。因为我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而且主要是思想史和学术史。我并不研究国际关系，也不研究中美关系。按照学者的专业态度，我不应该作出位之思，在这里就中美关系的展望发表什么意见。但我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对人类的命运，包括中美关系，是有深深的关切的。因为我是学者，也是一名知识分子。我想所有的知识人和文化人，也都会关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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