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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我想问刘梦溪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您昨天谈到的这个世界正面临很多危机，包括您也谈到，人类如何在这种非对抗性中重生，我想请您具体展开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危机，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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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展开来谈这个话题，我想时间不允许。我昨天的演讲当中，今天的发言当中，这个问题的基本意思已经讲出来了。我觉得人类现在面临两方面的重大危机：一方面是大自然的反弹的危机，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危机，也许还没有很多人意识到。我是指现在一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拥有程度，大大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拥有者，一个个跃跃欲试，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大家都在威胁，大国威胁，小国也在威胁。这个危机非常现实，也非常严重。但人们视而不见，美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理智的声音。我认为这个声音最应该由美国学者来发出来，因为已往他们都是这样做的，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可是最近几年，很少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声音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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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是很赞成刚才一位教授讲的，中美关系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我们的责任，人类的理性，就是要避免冲突。为什么一定要冲突呢？粗暴的冲突，残暴的方式，那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的表现，也是不文明的，野蛮的，是动物的低级形态，对谁都没有好处。世界上一些优秀的头脑，他们的大智慧，应该站出来呼吁人类不走向自绝之路。最近以来，我经常在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谈论我的这个忧虑，我这次提交的论文《21世纪人类能否在非对抗中得到重生》，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21世纪面临的大自然的危机，我们远远估量不够。人类本身荒唐不智的危机，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在座的各位，哲学家、文学家、学者、教授，应该发出良知的声音，让人类的理智占上风，为人类的未来争取美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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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2010年10月在伯克利大学召开的中美文化论坛，最后一次圆桌会议为“中美关系的展望”，因原定之中方演讲者因故未克与会，本人受命即席发言，没有文稿，亦无提纲，此系现场的录音记录，稍加整理，首发于此，敬请关心中美关系的博雅君子不吝指正。《学习时报》2011年1月17日刊出了此文的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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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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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世纪的转换，是历史的恒常现象，照说不应该对人类社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复按历史却不尽然，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上一个世纪转换的时候，全世界都害起了“世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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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方许多国家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迎退失据，陷入了自身价值系统崩塌的严重危机。西方也发生了危机，主要是强势国家的殖民化政策，加剧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以及宗主国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东方的危机迫使人们通过变革来改变现状，因此反倒看到了希望。西方的危机则似乎更加深在。后来终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危机的直接结果，也是试图摆脱危机的一种方式。正因为如此，上一个世纪转换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的观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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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中间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多少世纪累积的人类文明成果遭受重创，但西方的物质文明并没有破产，不仅没有破产，而且差不多占据了整个20世纪的主流位置，到后来竟成凌驾之势。当然东方也没有破产，不仅没有破产，而且在磨难中逐渐苏醒过来，纷纷获得独立，不少国家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整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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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世纪转换，至少在几年之前，人们还是相当平静的，没有什么危机感，西方没有，东方也没有，不但没有，反而为一片乐观的情绪所笼罩。西方沉浸在因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而进入冷战后的喜悦之中，东方为自己的经济奇迹而沾沾自喜。特别是亚洲一些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情绪高蹈，对未来作出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因此“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亚洲的世纪”等话语，都出来了。但没过多久，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传染似的连锁反应，全球为之震惊。于是“东方文明破产了”、“亚洲价值崩溃了”一类话语又大行其时。但去年以来，亚洲经济又开始复苏。如果仅仅以经济指标作为现代文明的尺度，对于亚洲价值的价值判断，就会像纽约道琼斯股市指数那样变得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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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是预言家，无法预测面对21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究竟会是怎样的命运。我想21世纪和20世纪一样，仍然是充满变数的时代。当人们处在19世纪末的时候，谁想到20世纪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明秩序的建构，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断地经历挫折，在挫折中汲取教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恒常现象。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出现危机但并没有破产一样，展望未来的世纪，我们看不出有任何东方文明可能破产的迹象。亚洲价值因此没有并且也不可能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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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并不很聪明的人类得十分小心：我们的居住之所地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大了，所谓地球有无穷无尽资源的想法已变得荒唐可笑。当我们用各种视角编织全球化的奇妙网络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下一个世纪地球会作出怎样的回应。现代文明唯一被遗忘的代价是地球的超负荷运转。其实地球被迫作出回应的预兆我们已经看到了：洪水泛滥，那是地球流的泪水；火山喷发，那是地球的叹息；地震，那是地球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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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还想谈一谈到底什么是亚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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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亚洲价值，我的看法，应该指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亚洲许多国家都是“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她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社会结构和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第二，亚洲的一些国家，由于地缘、人种和历史诸方面的原因，文化与信仰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相近、相融、相合之处，因而衍生出的文化符号、文化伦理、文化哲学和文化行为，具有某些共通性和共识性的成分。例如作为交往工具的文化符号的汉字的运用，日常生活中饮食方式的一些习惯和筷子的使用，以及儒学伦理带动的行为规范的特征及其对公私生活产生的影响，还有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等等。这些地方反映出，亚洲的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文化基因，使得亚洲价值的意涵在文化上渊源有自。当然不应忘记，亚洲地区本身也由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形态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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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亚洲价值的提出，绝不单纯是对一个特定地区已往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征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前瞻性的内涵，即包括共通性和共识性成分在内的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他们的固有传统能不能转化为现代文明建构的有用资源。这最后一点，是亚洲价值的重心所在，是现时性因素，是它的生命力量之源泉。否则所谓亚洲价值，不过是历史的遗存物，充其量只有个体眷顾的价值和审美的价值，对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模式而言，谓之无价值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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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亚洲价值义涵中我所说的第三方面的内容，即亚洲国家传统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或曰亚洲价值生命力之源泉所在，既为早些时候的日本的经验所验证，也为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经验所验证，当然也为正在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的经验所验证。就是说，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化类型的缘故，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不一定完全雷同于西方国家。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不只是亚洲国家的学者，许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亚洲价值的现实性、合理性及其生命力都持肯定的态度，例如美国社会学者勃格（Berger）就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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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理地认为，东亚，即使从其最现代化的地区来看，也仍旧坚持一种注重一体性和自律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给一个西方观察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确实与他自己习以为常的那套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截然不同。近期关于日本人的商业风格和工业管理风格的讨论使这一特征更鲜明地凸现出来，是否可以说，东亚创造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果真如此，现代性、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就不是必然的或内在的了。（转引自金耀基著《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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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西方的现代性总是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东亚的现代性却冲破了这种“必然的或内在的”关联，因此勃格并非很情愿地提出了“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概念。这无疑是说，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上，除了已往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建构的模式之外，又有了另外一种现代文明建构的模式，即亚洲的模式。这种模式与西方的模式有所不同，它以亚洲国家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基底。因此，所谓亚洲价值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是现代性研究衍生出来的一个类分概念，主要不在于提出而是亚洲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自己的不同于已往的现代文明建构的实绩凸现出来的文化与社会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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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尚处在现代文明建构的过程之中。不管学术界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念作何种界说，以及是否承认亚洲已经创造出了现代文明建构的新的模式，只要是现代化的文明建构，其中一定会蕴含着包括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普世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是经济，文明的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互动的方面，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极。亚洲国家的哪些方面、哪些问题应该一无障碍地走向全球化的道路，哪些方面、哪些问题应该毫不退缩地往本土化方向延伸，各个国家自会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明智的抉择。“闭关锁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之后已经没有出路。到了21世纪，“区域文明体系”不汇流到“世界文明体系”之中，这种情形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精灵作梗，就一定是幻想家的梦呓。亚洲价值这个概念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亚洲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明显有自己的特点，可以从这些特点出发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河流中去，而不是希求从那条河流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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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单独完成，随时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不同文化理念的点燃与嫁接。去年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化学者史华慈教授对我说，语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思维有那样巨大的作用。他说这个话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是坚定的跨文化沟通的倡导者，为了鼓舞人类沟通与对话，他勇敢地提出了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也许是尚待证实的新理论。20世纪西方现代性的伴生物，例如“疏离感”、“心灵的漂泊”、“意义的失落”，等等，也许可以从中国以及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诠释的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国与国、区域与区域、民族与民族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东方离不开西方，西方也离不开东方。同和异，是就达至目标的途径而言。最终归宿，常常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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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1世纪，我想随着亚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目标的实现，亚洲价值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凸显，而凸显的程度，则取决于对亚洲国家自身局限克服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亚洲国家融入人类现代共同文明的程度。“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我个人不敢作如是观。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元的、现代文明模式的建构是多元的。21世纪既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21世纪是我们的，是你们的，也是他们的。总之21世纪是大家的，它属于全人类。因此如果对下一个世纪作某种预测，我认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文明的普世化是必然之趋势，但各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和文明的类型却不必也不可能完全整齐划一。“全球化”的理想是令人神往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个住户，如果不愿意离群索居，谁不希望有一个好邻居？但“全球主义”则是一个蕴含某种危险的口号。当然我同样不能认同“新亚洲攘夷论”，我认为那里面也隐含有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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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88年以来，先后创办并主编两本大型学术期刊，一个是《中国文化》，一个是《世界汉学》。《中国文化》的办刊宗旨是“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主要是想打通古今，接续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世界汉学》的办刊宗旨是“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共同梦想稍尽绵薄”。因此在刊物的扉页上，特别标出“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和西方”的主题辞。《世界汉学》的创办，主要是为了沟通中西。我希望我的学术努力，能够与亚洲价值在21世纪的命运、与人类谋求福祉的愿望，保持历史向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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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1年2月18日《深圳特区报》暨2月23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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