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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是在宋朝,出现了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朱熹等大儒,他们以承继孔孟思想为己任,但他们也改变了先秦儒家的本原思想。主要是他们的学说体系中掺进了佛学特别是禅宗,以及道教和道家的思想,实现了宋代的思想大合流。因此思想史上宋儒是被称作“新儒家”的。所谓“新”者,是指和先秦、两汉的儒家有所不同。当然形式上也有区别,朱熹的哲学已经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理学”的体系,而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不以构建体系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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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王阳明认为朱熹的“理学”构造未免太复杂,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其实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也批评朱熹“支离”,主张“心”就是“理”。甚至有不容易回答的“尧舜读何书”的诘难。但陆王“心学”,仍不失为儒家思想的新支脉,虽然对儒学的解释具有反叛性。问题是晚清以后,西潮汹涌澎湃,社会大转型,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皇帝没有了,家族解体了,“三纲五常”所代表的纲常伦理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我把晚清到现在的百年中国,看作是文化传统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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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说的“新儒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本来宋儒已经是新的儒家了,但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把儒学分为“三期”,一为先秦,二为宋代,三是五四以来致力于儒学复兴的当代学人。早一些的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被称为“新儒家”的“三圣”,后来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唐、牟的书很多,可以说建立了当代新儒家的体系。但体系化的结果,前进和突破也困难了。因此有很多争论,余英时先生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最值得认真看。李泽厚不赞成“儒学三期说”,提出应分四期,先秦一期,汉代是二期,宋是三期,当代是四期。这些不去管他,我的看法,当代的“新儒家”,学理上其实也不是那么纯粹,梁、熊、马都和佛学有纠缠,唐、牟则参照了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杜维明推动当代儒学最力,是开放的儒学,主张儒学与世界各种文明对话,而且也不坚执儒家一家之说来看传统,讨论问题主张与现代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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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大陆的中青年里面,我看不出有谁可以称作“新儒家”的。有的只是一种主张,一个看法,一些观点,不便以“家”相许。蒋庆是我的好友,他守持儒家是诚实的,但他性喜王学,其内心的批判传统的精神并未减弱。有人说持新儒家观点的学人批评李零比较强烈,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文章。我觉得争论的应该是学理。传统文化绝对不是只有儒学一家,传统文化是多元、多流的,不能把国学跟儒学完全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国学和传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国学研究什么?国学是研究中国的固有学术,固有学术怎么可能光是儒家思想?能不研究老子、庄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吗?能不研究道教吗?能不研究佛学吗?马一浮主张国学是“六艺之学”,“六艺”也不是儒学一家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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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学者绝不是一家一派的代言人。中国文化确实博大,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也是精深的,各家各派都为我们所敬仰,都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的资源。佛教思想也了不起,如果你觉得基督教的思想还不能完全跟中国文化协调起来,那么在确立信仰的重建问题上,能离开佛教吗?陈寅恪就说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主要在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方面,关于思想学说反而不如佛、道二教。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只坚执儒家一个系派,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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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也有过对传统文化只采取单一向度的否定的时候,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为我们过分倚重传统文化的理由。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是存在断层的,就总体的学问累积来讲,近一百年来,近五十年来,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断层。改革开放到今天,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基本上还是一个恢复记忆、整合知识、重建传统的时期。因此,就学科建设来讲,与其说已经取得了许多真实的成绩,不如说是刚刚开始建设。但传统并不是可以依赖的直接力量,传统需要转化,经过重新阐释才能成为与现代性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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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能够和今天的学科建设相衔接的,主要是文史之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不得不重新起步。比如中国现在连续发展的速度,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但不仅国外的经济学家搞不懂中国经济,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对我们自己的经济范例作出清晰系统的阐释。我们的当代社会科学,在一些领域是失语的。自然科学因为有国家的大力投入,情况要好些,但属于自己的原创的发明创造还是少之又少。而这些只能靠科学技术的革命,而不是靠传统文化就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足,以为好像我们以前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是好的。这种背景之下讲国学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一方面是一种需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假设,大家以前比较分歧,现在一致了,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是不矛盾的,如果没有传统的参与,现代性的方向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传统需要重建,也需要变异和改造。而重建传统的过程,如果没有异质文化的参照,不大胆移植和嫁接世界各国的文化,我们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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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近我提出,“传统不能割断”和“世界不能脱离”,这两条五百年以来的经验,需要不偏废地记取。清代的大问题,就是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康、乾时期的基本国力本来是相当可观的,问题出在闭关锁国,脱离了世界,结果导致近代中国的难堪的落后。我个人近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现仍在继续。但我不愿意看到,在讲国学讲传统文化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变成只知有中,不知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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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传统的今天,经典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他们认知传统,有时可以通过看实物来获得,但比这些更方便的是,通过文本经典的阅读,去了解中国的古文化和古文明。文本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典范,它里边包含着中国文化的众多信息。这些年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古典的含量,这是很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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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注意。当我们讲文本经典的时候,作为国学这个概念所辐射的文本经典,不应该包括小说。当年胡适和梁启超都开过国学书目,胡适的书目里把《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包括进去了,而梁启超的书目根本不包括这些小说。严格来讲,小说算不得国学的经典,国学经典有其特殊的含义,这一点须严格区别开来。真正的国学经典,主要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连诗词都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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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今天来讲,有些不同,当代人没有那么深厚的古代文化根基,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积累,阅读真正国学原典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论语》、《孟子》比较好读,可以从《语》、《孟》入手,进入“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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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7年6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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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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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其人其书其学,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景观,甚至可以说是个异数。抉发人心世道的说理文章,文辞竟然这样优美,想象力如此丰富,意象这般瑰丽,先秦诸子中,找不到第二家。也许只有屈原的《离骚》差可比并,但《离骚》是韵文,《庄子》是散文,文体不同。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庄子》应该是真正的无韵之《离骚》。恰好庄子和屈原都是楚人,庄、骚的华丽繁复的文体,反映出我国古代长江文化区域和黄河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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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问讲求考据、义理、辞章,庄子已开学人辞章优美的先河。史学家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文体曾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论用来解庄,恰切至极。庄子辞章之美,来源于思想的自由。庄子所追求的是自由无碍、自然无恃的人生境界。“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这种烦恼人生,庄子最不能接受。“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这种不能自主的被动人生,也为庄子所厌弃。他把因不能自由生活所引起的种种人生困境,给定一个名称,叫做“天刑”。他的正面主张,是“乘物以游心”(《人间世》),即顺应自然律,保持心灵的自由。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是“无己”、“无功”、“无名”(《逍遥游》)。但“三无”之中,“无己”最重要,所以庄子又称“无己”为“吾丧我”(《齐物论》)。而做到这一点,也就解决了人生的最大最后一个问题——生死问题。“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师》),“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篇》),从而进入庄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至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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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我的看法,庄子并不是老子衣钵的承继者,而是另辟天地,自立宗旨,于道家的哲学有独立建树。老子和庄子,同样都是道家的创辟人物,他们试图解决的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互有不同。老子解决的是“天人”问题,庄子解决的是“人我”问题。而孔子,则解决的是“人人”问题。“人人”关系,受制于社会变迁,所以儒学多变,大家知道的,儒学有三期或四期之分,也许四期的说法,不无道理。汉代的董仲舒倡“天人合一”之说,是不是也含有弥补先秦儒学主要解决“人人”问题而忽略“天人”问题的不足之处?儒家当然也讲天,但孔子讲的天,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格神在,不纯是自然之天。庄子之天,则纯乎自然之天。道,孔子、老子、庄子都讲,但孔子重人道,名言是“天道远,人道迩”。老、庄重天道。老、庄的道,也有区别。老之道,很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庄之道,则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道是高度抽象的绝对,无论康德、黑格尔、老子、庄子,都是如此。但康德、黑格尔的绝对是死的,老、庄的绝对是活的。老子的命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这一命题停留在“天法道”的阶段,就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康德的“自在之物”没有区别,但后面还有“道法自然”一句。庄、老之道,因自然而活,因自然而获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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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本乎自然,其学说建立在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基础上,不求永恒,只述相对,反而使自己的哲学意涵具恒在意义。儒家一意求永恒,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律条,反而常常发生危机。最大的危机在晚清。危机之根源,在儒学的依托物是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老之学是超离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上的绝对律令,无需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庄之学不仅超离社会,还超离个人,因此也无需随时趋变。儒学在诠释中获得生命。老学和庄学不必诠释就可以流传。晚清以还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传统儒学价值的崩塌,以传薪续命为己任的新儒家,故有“花果飘零”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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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儒学与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或者说,中国的儒家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这类话题正在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因此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庄子哲学已经为现代人迷惑缠陷、为外物所困的遭受“天刑”的处境,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资源了。西方思想界近年极重视老庄学说,原因就在于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老子是超越一切东儒西哲、往圣今贤的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老子哲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哲学的哲学。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政治将不再主宰一切,权力也不能决定一切。知识,世俗化了;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人类向往个体自由的精神,需要庄子哲学来点燃并打开自闭的牢笼。庄子主张个体精神自由,并不伤害社会;老子冀图权力者学会“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本领,减少政治动荡,尽量保持社会的完型。如果说儒家是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道家则是希望保护个体生命良性运动的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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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所追求的这种个体生命的自由,见诸生活,是一种享受;诉诸人生,则是一种审美。中国学术,不能无孔子、孟子,也不能无老子、庄子;中国文化,不能无儒家、释家,也不能无道家。我个人不赞成传统文化的儒家中心说,但并不低估儒家的思想的、哲学的、政治的历史作用。中国历史上,儒学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儒学弘明正大,但宋学的理性之美,同样令人爱慕。释家和道家,特别是道家思想,其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儒释道三家、三派、三教的相拒相融,互动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特殊存在状态。我们固然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思想形态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同样,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也可以从儒、释、道三家的互补互动中得到可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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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研究学术史,所以格外喜欢庄子的《天下篇》。“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比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其述晚周百家之学,明通如此。我倾向于认为《天下篇》是《庄子》“内篇”的后序,因此也有可能出自庄周自己的手笔。是耶非耶?质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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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1年1月17日《中华读书报》,其节稿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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