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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不接受他，你可以不承认他，你可以拒绝他批评他闭起眼睛居高临下贬损他，但是，只要你打开时下不知从哪里长出来的令人目不暇接的五花八门的小报，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一个文学的圈里圈外无人不晓的名字——王朔。书摊摆的畅销书中，中国当代作家除了王朔还能见到几个？1993年1月25日《北京日报》的一篇讲新闻向小说挑战的文章，说“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王朔之外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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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回二十年，中国有过全国只有八台戏和一个作家的奇观。好像有一个作家也就够了，因为那年月发不出不同的声音，不需要写出不同的作品。百姓忧心忡忡地焦虑自己的生计、自己的肚皮，谁有闲心关心有没有文学呢？今天打开电视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生活提高了。”因为生活提高才更想提高生活。原先大家都彼此一样每月拿几十元的工资，每月吃三十斤的粮食定量，并不知道还有别的活法。如今小报、电视的热点新闻是经济生活，是谁如何地成了富翁，或富了以后如何更富。大家都在寻找：寻找更好的工作，寻找挣更高的薪金，寻找更快的发展，寻找发挥自己最大潜能的机会。寻找如同中了魔中了邪，开了头就停不下来。出租车开了几年攒足了钱自己买了车做生意了。在三星级饭店当餐饮部经理，当上两年又跳槽到另外的大饭店当副总经理了。当今的中国社会，到处是惊险的跳跃。这应了王朔的一篇小说名：“玩的就是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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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不能理清楚自己的心态因此也未必能准确明晰地表达这种心态的时候，王朔喷云吐雾般地抛出一串串半懂不懂半生不熟的语言，很快地成了人们的流行语。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也是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流行语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王朔的独到之处，是在传统的文学语言里面掺进了非文学语言的成分，而又把非文学语言变成了他的文学语言。他用语言的魔方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当然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不洁净的文体，然而任何文学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如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结构是一种行为场所，是一种可能性的确定和期待。它不是一种社会承诺性的场所，而只是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反射，是人类的而非作家的共同性质。它存在于文学礼俗之外，它是按其本性而非按照选择而成为社会性对象的。”（见其所著《符号学原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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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语言是王朔的生活经历的总和，同时也是社会离轨失范之后一代人生活情绪的折射，所以王朔的作品特别受到低次元文化层的欢迎。当有人炒股票炒疯了的时候，一心想发财不要命的时候，或者毫不顾忌舆论爱你所爱的时候，以及当你总感到不被人理解、受尽了欺骗却不想再受欺骗，因而又孤独又敢作敢为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顽主”、“过把瘾就死”、“爱你没商量”这些标志一个脱节时代的精神情绪的语汇，怎能不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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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今年34岁，史无前例的内乱时期恰值他的少年，没有机会受到规范的教育。后来他参了军，在北海舰队服役，复员后在一家医药公司供职。不久又辞职成为一名个体户。所有这些选择，都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个驿站，他的真正才能在文学。他的经历是普通的，但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是特别的。他的语言，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文学方式，对传统思维定式构成巨大的冲击力，是一种无形的消解力量。青年们把他当作文学偶像，戏谑地称他为“京门侃爷”。他自己也一本正经地说：“叫我侃爷，这是捧我。”电视连续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侃”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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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见出他文学底蕴的是每一个字都属于他的小说。他常常以调侃的笔调、漫不经心的态度、嬉笑怒骂无不轻松的方式，揭示出社会运行秩序后面的非秩序性，让人们看到生活中正常里面的反常和反常里面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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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生活，不如说是为了证伪。他的语言的生命力量，可以让僵尸跳起舞来。他的作品的文化效应，是对以往僵化传统的解构，包括对文学传统的解构。《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写安佳的丈夫穷极无聊想当作家，但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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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我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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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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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挺好的吗？当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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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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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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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比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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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有累赘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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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这我倒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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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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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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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花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无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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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写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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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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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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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到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嘲讽揶揄的对象，连文学也不放过。他对安佳说：“一不留神搞成了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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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朔的语言、王朔的写作方式、王朔的文学态度，未免太随便，其实这正是王朔。他使文学和文学写作获得一种解放，因此不妨也可以看作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解放。只有脱了节的时代才能产生王朔其作其人其风。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点矫情和虚伪。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一句话：“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经历的荒诞太多了，只有荒诞的文学意象才能呼应这种荒诞。不仅读者，生活本身也需要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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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朔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有好感，说他胖胖的，满脸孩子气。这从他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来。但读者喜欢他的作品可不是为了王朔，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他们愿意从电视中从文字中获得短暂的轻松幽默或是快节奏强刺激，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与二十年前相比，如今有了新的层次上的民生问题——为了生活得更好。百姓关注王朔，不是关注文学，而是关注自己。那么多的“自己”需要从王朔那儿听到他们朦胧中意识到但还说不清楚的语言，需要从王朔那儿呼应到他们已经感觉到但还发不出的声音，需要从王朔那儿获得新的欢笑，然后在交际场合与相熟或不相熟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知晓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一旦“侃”起王朔，冷落的宴席会热闹起来，矜持寡言的宾客会不顾形迹地雀跃乐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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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想想，如果中国内地没有了这个王朔，人们的生活会怎样？这个提法也许不能为人所接受。难道我们离了王朔就不行吗？可是，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两年，文坛艺坛没有了王朔，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没有《渴望》，老百姓天黑了夜寒了还有什么盼头？寂寞的人生该添加多少寂寞？而当文学贬值的时候，如果没有散淡谐趣的《编辑部的故事》，居民楼、四合院里就没有那么多笑声。没有《爱你没商量》，人群中就没有那么多便于随时沟通的谈资。骂也好，捧也好，江南江北大报小报无处不见对《爱》剧的说三道四，终究说明有那么多人关心《爱》剧。真正不值一提的作品，是无人议论的。而且，围绕《爱》剧的议论，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氛围，无意之中净化了前些时用硬武器攻打《坚硬的稀粥》所造成的大面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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