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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生活，不如说是为了证伪。他的语言的生命力量，可以让僵尸跳起舞来。他的作品的文化效应，是对以往僵化传统的解构，包括对文学传统的解构。《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写安佳的丈夫穷极无聊想当作家，但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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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我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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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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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挺好的吗？当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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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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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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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比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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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有累赘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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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这我倒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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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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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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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花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无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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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写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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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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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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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到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嘲讽揶揄的对象，连文学也不放过。他对安佳说：“一不留神搞成了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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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朔的语言、王朔的写作方式、王朔的文学态度，未免太随便，其实这正是王朔。他使文学和文学写作获得一种解放，因此不妨也可以看作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解放。只有脱了节的时代才能产生王朔其作其人其风。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点矫情和虚伪。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一句话：“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经历的荒诞太多了，只有荒诞的文学意象才能呼应这种荒诞。不仅读者，生活本身也需要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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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朔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有好感，说他胖胖的，满脸孩子气。这从他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来。但读者喜欢他的作品可不是为了王朔，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他们愿意从电视中从文字中获得短暂的轻松幽默或是快节奏强刺激，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与二十年前相比，如今有了新的层次上的民生问题——为了生活得更好。百姓关注王朔，不是关注文学，而是关注自己。那么多的“自己”需要从王朔那儿听到他们朦胧中意识到但还说不清楚的语言，需要从王朔那儿呼应到他们已经感觉到但还发不出的声音，需要从王朔那儿获得新的欢笑，然后在交际场合与相熟或不相熟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知晓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一旦“侃”起王朔，冷落的宴席会热闹起来，矜持寡言的宾客会不顾形迹地雀跃乐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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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想想，如果中国内地没有了这个王朔，人们的生活会怎样？这个提法也许不能为人所接受。难道我们离了王朔就不行吗？可是，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两年，文坛艺坛没有了王朔，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没有《渴望》，老百姓天黑了夜寒了还有什么盼头？寂寞的人生该添加多少寂寞？而当文学贬值的时候，如果没有散淡谐趣的《编辑部的故事》，居民楼、四合院里就没有那么多笑声。没有《爱你没商量》，人群中就没有那么多便于随时沟通的谈资。骂也好，捧也好，江南江北大报小报无处不见对《爱》剧的说三道四，终究说明有那么多人关心《爱》剧。真正不值一提的作品，是无人议论的。而且，围绕《爱》剧的议论，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氛围，无意之中净化了前些时用硬武器攻打《坚硬的稀粥》所造成的大面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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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没商量》的观众效应，对王朔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直观的印象应该是作家绝不能轻看他的阅读对象。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游戏可以，但他不能游戏观众。《爱》剧的败笔之处，不在于调侃太多、结构不紧凑等等，主要是在这部作品中王朔不像王朔了。王朔和他的作品受到重视，甚至这么多年被炒得身价百倍，无非是大家需要他，因为王朔属于一个正在酝酿还未成形的新生代。可是《爱》剧的基本情节，却是陈旧而又陈旧的，当今中国社会万花筒般的经济生活在剧中得不到任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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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总有失手的时候，不管怎样骂王朔，大家在失望之后又在热切地等待着王朔的“下一个”。他的下一个电视连续剧、下一部小说，连同他的经济头脑、广告意识、“议价说”、年收入、演员启用方略和组织方式，全都是抢手小报的兴奋点。他的另一部大型室内剧《海马歌舞厅》，邀请莫言、刘恒、苏童等共同编剧，也是名角荟萃，听说已接近后期制作，上演后还会有怎样的观众效应，大家在翘首以待。同时最近小报上又载，王朔即将开始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由五部组成，书名叫《残酷青春》，将动用他从来没有动用过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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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朔。就是这样的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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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心烦意乱陷入大苦闷时，他和你调侃聊天，给你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微茫希望。在人们口欲张而嗫嚅的时候，使一缕愤懑得到了宣泄。当文坛没有声音的时候，他发出了声音。他一个人造了一个新文坛。王朔现象的出现，说明陈旧僵化凝滞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所用其技了。从此以后，不能超越的人也懂得了超越，没有理由不去寻找属于自我的精神活动的空间。至少，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街头巷尾班上家里议论身边的顽主如何玩的就是心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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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得到公众共鸣的王朔现象划出了一个文化新生带，那么积尘积垢的僵硬的“左”的意识形态的防线，即使没有全面崩溃，也如一个喃喃自语、晚景凄凉的老朽，已经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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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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