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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生活,不如说是为了证伪。他的语言的生命力量,可以让僵尸跳起舞来。他的作品的文化效应,是对以往僵化传统的解构,包括对文学传统的解构。《顽主》的续篇《一点正经没有》,写安佳的丈夫穷极无聊想当作家,但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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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我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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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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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挺好的吗?当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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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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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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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比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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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有累赘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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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这我倒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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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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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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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花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无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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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写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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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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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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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到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嘲讽揶揄的对象,连文学也不放过。他对安佳说:“一不留神搞成了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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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王朔的语言、王朔的写作方式、王朔的文学态度,未免太随便,其实这正是王朔。他使文学和文学写作获得一种解放,因此不妨也可以看作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解放。只有脱了节的时代才能产生王朔其作其人其风。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点矫情和虚伪。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一句话:“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经历的荒诞太多了,只有荒诞的文学意象才能呼应这种荒诞。不仅读者,生活本身也需要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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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朔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有好感,说他胖胖的,满脸孩子气。这从他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来。但读者喜欢他的作品可不是为了王朔,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他们愿意从电视中从文字中获得短暂的轻松幽默或是快节奏强刺激,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与二十年前相比,如今有了新的层次上的民生问题——为了生活得更好。百姓关注王朔,不是关注文学,而是关注自己。那么多的“自己”需要从王朔那儿听到他们朦胧中意识到但还说不清楚的语言,需要从王朔那儿呼应到他们已经感觉到但还发不出的声音,需要从王朔那儿获得新的欢笑,然后在交际场合与相熟或不相熟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知晓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一旦“侃”起王朔,冷落的宴席会热闹起来,矜持寡言的宾客会不顾形迹地雀跃乐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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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想想,如果中国内地没有了这个王朔,人们的生活会怎样?这个提法也许不能为人所接受。难道我们离了王朔就不行吗?可是,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两年,文坛艺坛没有了王朔,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没有《渴望》,老百姓天黑了夜寒了还有什么盼头?寂寞的人生该添加多少寂寞?而当文学贬值的时候,如果没有散淡谐趣的《编辑部的故事》,居民楼、四合院里就没有那么多笑声。没有《爱你没商量》,人群中就没有那么多便于随时沟通的谈资。骂也好,捧也好,江南江北大报小报无处不见对《爱》剧的说三道四,终究说明有那么多人关心《爱》剧。真正不值一提的作品,是无人议论的。而且,围绕《爱》剧的议论,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氛围,无意之中净化了前些时用硬武器攻打《坚硬的稀粥》所造成的大面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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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没商量》的观众效应,对王朔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直观的印象应该是作家绝不能轻看他的阅读对象。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游戏可以,但他不能游戏观众。《爱》剧的败笔之处,不在于调侃太多、结构不紧凑等等,主要是在这部作品中王朔不像王朔了。王朔和他的作品受到重视,甚至这么多年被炒得身价百倍,无非是大家需要他,因为王朔属于一个正在酝酿还未成形的新生代。可是《爱》剧的基本情节,却是陈旧而又陈旧的,当今中国社会万花筒般的经济生活在剧中得不到任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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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总有失手的时候,不管怎样骂王朔,大家在失望之后又在热切地等待着王朔的“下一个”。他的下一个电视连续剧、下一部小说,连同他的经济头脑、广告意识、“议价说”、年收入、演员启用方略和组织方式,全都是抢手小报的兴奋点。他的另一部大型室内剧《海马歌舞厅》,邀请莫言、刘恒、苏童等共同编剧,也是名角荟萃,听说已接近后期制作,上演后还会有怎样的观众效应,大家在翘首以待。同时最近小报上又载,王朔即将开始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由五部组成,书名叫《残酷青春》,将动用他从来没有动用过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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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朔。就是这样的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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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心烦意乱陷入大苦闷时,他和你调侃聊天,给你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微茫希望。在人们口欲张而嗫嚅的时候,使一缕愤懑得到了宣泄。当文坛没有声音的时候,他发出了声音。他一个人造了一个新文坛。王朔现象的出现,说明陈旧僵化凝滞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所用其技了。从此以后,不能超越的人也懂得了超越,没有理由不去寻找属于自我的精神活动的空间。至少,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街头巷尾班上家里议论身边的顽主如何玩的就是心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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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得到公众共鸣的王朔现象划出了一个文化新生带,那么积尘积垢的僵硬的“左”的意识形态的防线,即使没有全面崩溃,也如一个喃喃自语、晚景凄凉的老朽,已经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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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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