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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人士的狂狷之气，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澡”，特别是1957年近乎原罪的大洗礼，已消失殆尽。流行于文化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知识分子喜欢“翘尾巴”，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是教育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翘尾巴”。社会的众生则顿悟似的学会了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创立新局，知识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阔大的空间，照说“狂”上一点两点应无不可。但“狂”在今日，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负面语词，没有谁愿意跟这个等同于“翘尾巴”的不雅行为发生任何关联。“狂”这个词的本义正在失去记忆，人们习惯不听不看不使用这个语词。以《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想坐”的名言为譬，恐拟于不伦，但不妨抽象取意，聊资闭目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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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写几句简单的话置于卷首，作为题记。不料一经涉“狂”，便无法自已。写完一看，已经有两万五千字之多了。如此长文放在书的前面，难免有大军压境之感，置于书后，又似尾大不掉。斟酌再三，决定弃之。长文已冠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的正式论文题目，另派他用，这里只撮其要让本书的读者知情而已。我在长文的最后，提撕出随文引用的四句韵语：天赋迂儒自圣狂（陈寅恪），点也虽狂得我情（王阳明），莫道狂童狂也且（《诗》“郑风褰裳”），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仿效明清传奇的下场诗，作为全文的收束。第二句“莫道”系我的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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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是康乾一百五十年之后，重新发出“言大志大”的一点狂音的人。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感愤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他的另一首送友人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也让我每次诵读，都感受到一种温暖清新的侠骨柔情。王阳明“点也虽狂得我情”，用的是孔门成典。《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子路、冉求回答孔子问“志”，都讲如何使一个小国家强国富民，公西赤则愿意当外交场合的一个小司仪。只有曾点表示，自己“异乎三子者之撰”，他喜欢在阳春三月，和一群友人带着孩子们，在沂水边沐浴，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唱歌。而且当大家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一个人在一旁鼓瑟自赏。曾点的这种表现，程朱等大儒都目之为“狂”。王阳明晚年写的《月夜》诗里，有“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系1929年给北大历史系同学的赠言，全诗作：“天赋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陈著《诗集》，三联版，页19）《诗》“褰裳”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狂也且”，释证纷纭，我取通常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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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乐于以“书生留得一分狂”作为本书的书名。如果今天的书生们随着《论语》的普及，对“点也狂”表示出情同我获的理解，并且像曾点那样，当孔子问“志”的时候，一个人在一旁若无其事地鼓瑟，而不是紧张地记笔记，则“留得”一分“狂”的可能性并非没有。龚自珍的“亦狂亦侠亦温文”的诗句，也会因此有了着落。“书生留得一分狂”和“亦狂亦侠亦温文”这两句诗，可以互为循环阐释。末了还有一言凭君记取，就是由于为自己的一本小书写题记，而写出了两万五千字的学术论文作为“副产品”，虽然因体积庞大未获入于本书，然作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窃喜”，似只有飘飘然自去鼓瑟（王阳明语）的“点也狂”差可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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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7日于京城之东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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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书生留得一分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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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小书，大都是比较短的文字，新旧杂陈，以新为主。内容不出学术与文化的范围。特点是有一点思想，有一点性情。2008年11月30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戊子岁尾雅集”，学界很多友人都到了。陈平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杂志的特点，是带有个人的性情在里边，“是学问，是文章，也是性情”，窃以为可谓知言。本书《学术与性情》一文，就是为此而写。“雅集”的发言集锦，《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曾予刊载，看过的都觉得殊有意趣，且有我的开场语在内，索性标上《为中华文化护法传薪》的题目，一并附录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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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卷二、卷三、卷四的区隔，卑之无甚深意，主要为了阅读的方便。卷一的八篇文字，除《宫廷文化与时尚》系根据发言提纲和现场记录润改而成，其余都是很花心思很用情的文化书写。尤其《“竹柏春深护讲筵”——白鹿洞书院访学记》一文，更像是用散文笔法写的学术文章。近来我由研究马一浮进入了宋代，此篇实为笔者研究宋学的题目之一。《思想的力量》亦颇涉宋儒、清儒和近现代学术，虽围绕的是朱维铮先生的两本书，我个人近期研究心得在叙论中也不无表而出之者，此可与2008年9月3日我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横渠四句教”和宋儒的文化理想》一文对看。《切问而近思》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拙《学术访谈录》的序言，《我的一次学术历险》是三联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中华读书报》和《读书》杂志尝分别选刊，后者且经《新华文摘》转载，里面多有读者自必乐观的国内外学界的趣人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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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的文字，《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在我有比较特殊的意义。本人研陈多年，对萦怀于这位大史学家胸怀脑际的沉哀巨痛，获一豁然的了解，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故亦寄存于此，期与读者分享学术的快乐。此文为《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之一节，曾单独见诸报刊。《张申府其人其事》系旧作，原题作《一篇文章的代价》，兹将副题扶正，以凸现传主其人。已故大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有如此卓尔不群的一位长兄，我很迟才知道。白先勇先生精心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我在台湾看过首演，后来又看了在北大的演出。台北和北大的研讨会以及后来香港大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都曾敬陪末座。认识白先勇，喜欢《牡丹亭》，乐于听昆曲，所以有文记焉。但谈张艺谋电影的人性与自由和关于电影《梅兰芳》的两篇文字，纯属出于偶然，也许是不应该的“出位之思”，是耶非耶，愿聆读者教言。有意思的是《“小升初”的困扰》，有感于友人的孩子升初中遇到困扰，写了这篇博客文，不料点击率逾十万，留言一千多条，多家报刊予以转载。教育问题，全民关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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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的文字大都与本人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有关，有一些是“编后记”。办刊固然匪易，尤其困难的是为每一期写“编后”。写编后基本上是“没话找话”。实在找不到“话”，也有几期干脆无“后”。可是一旦找到了“话”，就总有些意思。因此选了几则自以为不无意思的编后记入于此书，似亦可为留心近二十年学术轨迹的朋友提供些许原始材料。几篇与本院本所有关的演讲词，最想毛遂自荐的是给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的一次讲话。我强调一是感激，二是珍惜，三是修身明道，强调此三项义理对青年学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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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题，用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喜欢的一句座右铭。此讲稿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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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力行、知耻，其实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的公德和共德。换句话说，就是“知行合一”、“行己有耻”。“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话，“行己有耻”是孔子的话。孔子的原话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孟子称“羞恶之心”是人作为人的“四端”之一，他以他一向直截了当的风格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则概括为八个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顾炎武强调，“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他的很有名的话是：“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一个人显然不能什么都做，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无所不为”，就是人生的歧途乃至恶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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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的“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这些足可警世的话，都见于顾宁人（顾炎武，字宁人）《日知录》卷十三的“廉耻”条。该条其实还有更为直截的大判断：“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系对研究生讲话，我没有具引。但我提出了“好学、力行、知耻，其实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的公德和共德”。这篇讲话也承蒙多家报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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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辑录了一组缅怀师友的文字。王元化、龚育之、季羡林、柳存仁四位先生，都是《中国文化》杂志的学术顾问，可惜前年至今年的短时间里，他们相继离去。季羡林先生有恩于我，我不仅因他的仙逝而悲伤，也为他逝后的纷扰而难过。我和柳存仁先生的交往，有鲜为人所知的故事，单是他写给我的信就有七十通之多，所以《怀念柳存仁先生》是这组文字中最长的一篇。唯《陈从周的淡泊人生》是个例外，因为我与这位名可惊座的园林艺术大师从未因缘晤识，只是由于受托为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写鉴定意见，才经由宋凡圣教授的《陈从周研究》了解了他的精彩人生。收入此文是付梓前最后一刹那的决定。我想让读者知道，学术著作的鉴定意见，是否也可以有如此这般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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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次分别加有标题，卷一为“切问而近思”，卷二为“文明的共相”，卷三为“学术贵知音”，卷四为“了解之同情”。前三即文即景，选取本卷次的一个文题为标题。后一为文题所无，但似颇合于卷四侧重怀人的内容。同时此四项题义也是本人近年一再阐发的学术理念。“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先生的发明，出自他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写的“审查报告”：“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试想这是何等重大的诠释纪律。本书卷三《“情”字可以维持世界》引录的李陵答苏武书里的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说的，“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以及卷一《思想的力量》所引钱大昕告白于海内的至言，“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均可为寅老的“了解之同情”提供参证和互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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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作家出版社的张亚丽女士、冯京丽女士，表示我的谢意和敬意，如果没有她们的精心护持和“了解之同情”，这本小书不可能这样快地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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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8日凌晨3时于京城之东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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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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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关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主要是敬、恕、和、同等，有的写有专文，有的经常涉及。但专门论“狂”，却为始料所未及。2009年12月，我的一本小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所收的一篇文章的篇目名书，作《书生留得一分狂》。看样稿时，觉得需要写几句话于卷首。不料一经涉“狂”，便无法自已。写完一看，已经有两万五千字之多了。如此长文放在书的前面，难免有大军压境之感，置于书后，又似尾大不掉。斟酌再三，决定弃之。后来这篇长文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为题，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读书》杂志2010年第三、四、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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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试图探讨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传统，从孔子的狂狷思想讲起，一直讲到晚清、五四以至现代，几乎是关于“狂”的思想小史了。也许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的缘故，《读书》发表后反应热烈，认同鼓励的声音不少，也有朋友帮助纠正数处笔误。于是2010年9月，我索性放开手脚，又重新作了一次更为系统的梳理和增补，结果篇幅扩到5万字。2011年2月，辛卯春节期间，最后修改定稿此文。《读书》刊载时，奈于刊物的体例，采用的是随文注释的方法，现一律改为篇末注。原注较简，现凡有引证，均一一注明出处。引用书则视手头所有，不过于讲究版本的善与非善。唯《论语》使用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世说新语》用的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杜甫用的是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或取其详博，或为个人所好。而且分出了章节，引言之外，共得十二章，即第一，孔子狂狷思想的革新意义；第二，秦汉时期的狂直和佯狂；第三，魏晋士人的诞狂和“理傲”；第四，从“竹林”到“田园”到“禅林”；第五，李白和唐代的诗狂；第六，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第七，李卓吾“豪杰必在于狂狷”说；第八，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和“圣狂”；第九，袁宏道论“狂”为“龙德”；第十，狂者精神在清代的匿迹和销声；第十一，清末民初到五四的顿狂与敛退；第十二，狂之两忌：“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这样一来，似乎真的像一本专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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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此一问题的学术收获有几方面。一是肯定孔子的狂狷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这两个专门语词，就发源于此。本文使用的“狂者”的概念，就是以孔子的原创发明为依据。“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只不过一个表现为积极进取，一个表现为洁身自好和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都有“恒一”的品性。求之“六经”，“狂”之一词无例外都作为负面义涵来使用，唯孔子给予正面解读，这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上，显然有重大的观念革新的意义。孔子论狂狷，是和中行、乡愿并提而连类的，因此我称之为孔子释人之性向的“四品取向”，即人的品相可约略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种。至于“四品”的排序究竟如何，看孔子的口气，“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自然中行居四品之首。乡愿为孔子所痛恨，斥之为“德之贼”，必处尾端。可实际上，最近乡愿者，却是中行，和乡愿最扞格不入的是狂狷，而非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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