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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之狂和魏晋之狂一样，既为人所颂扬，也为人所诟病。晋亡亡于玄谈，明亡亡于空谈的说法，史学家虽未必认可，流言家却言之凿凿，自认信而有征。不过狂如不加检束，也会变成一柄双刃剑。无狂则人格不能独立，易堕入与现状同流合污的乡愿，士失其精彩；溺于狂者，难免流于肆。所以当狂狷之士风张扬之时，也不无悔狂的案例。章学诚盛赞庄周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进取之狂”，和屈原的“不屑于不洁之狷”，盖由于两者都是狂之正者。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必然是以具备天地之正气为条件的。大隐隐于朝市，正狂心系家国而神接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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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现代社会背景下，由于科学技术居学科的压倒优势，也由于清代以来权力阶层忌狂讳狂相沿成习，人文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已彻底敛迹。清末民初到五四兴起的那股狂飙，实际上是为时甚暂的顿狂。“良知的傲慢”仅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譬如熊十力身上有所呈现，后来便难以为继。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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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现代社会“士”虽然无狂，我们却看到了“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因此本文最后一节写“狂之两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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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8日辛卯上元之翌日记于京城之东塾，载2012年6月12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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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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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义宁之学二十有年，专书尚未问世，不免为君子所窃笑。然片段心得、专篇著论，亦多有见诸书刊文字者。尝谓寅老郁寓心灵深处之沉哀剧痛，实由于一生遭遇巨变奇劫之不寻常记忆，而尤以戊戌之年变政与政变所给予之刺激最难忘怀。故1945年为吴其昌氏《梁启超传》所撰之“书后”，力辩清季之变法“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其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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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之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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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寅恪先生所辩者，为其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所主张之变法，乃“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之法者”，而非康有为氏倡言疾行之深涵托古改制意味之变法。两者之不同，为一渐进，一激进。康梁领军之戊戌变法之失败，实系激进变法思想之失败，故为持渐进变法主张之义宁父子所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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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之近现代中国之史乘，戊戌之后之社会与文化变迁，颇有似于激进之“层累堆积”。解者不乏洋务之失在未变法，变法之失在未革命之悖议。故寅老于此吴传后序之结尾处不禁痛乎言之：“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又曰：“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而已。”（《寒柳堂集》，页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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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大诗人陆游之祖父陆佃亦北宋名臣，早年尝受经于荆公（王安石）门下，但于安石所推行之熙宁变法未尽应声附和，后司马光“元祐更化”，仍列陆佃入元祐党人碑。俟安石逝，陆佃又率诸生前往“哭而祭之”。其于朝政势力分野之无所向背之德范，颇似义宁父子在晚清新旧党争中所处之位置。陈三立岂不言乎：“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故寅老忆及家世，每以放翁自比。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有“元祐党家惭陆子”（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7）句；1958年作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又发慨叹：“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诗集》，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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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寅老所“悲”之“往事”，多为乃祖乃父与戊戌变法及政变之关系者，其“忧伤苦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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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二十年后之1965年，晚年之寅恪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又以衰病之躯，书写平生唯一之一部家世自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辟专章记述“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再次申明：“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203）要之，即强调陈宝箴、陈三立所主张之变革为稳健渐进之变革，而非激进式变革。戊戌变法遭遇政变之悲剧，乃操持过切之激进变革之悲剧，为乃祖乃父亦为寅老本人深所不取也。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所谓“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其意其情，其哀其痛，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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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将陈寅恪先生流露于诗文著述中的此一深层之“哀伤”与“记忆”，视为解开其精神世界牢愁忧结的一把钥匙。而1965年冬日之陈诗《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集》，页172），已将此一深层牢结概括无遗，其中“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之诗句，不啻寅老一生之心路历程并全部著述之主题词。职是之故，笔者于十余年前，经过长时间搜罗爬梳，写就七万言之《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长文，作为陈寅恪研究专书之一章，试刊于2002年出版之《中国文化》杂志。2009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学报，复经校勘增补至十万字，收入中华书局出版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因缘得睹此篇之学界友人，无不以为应单独印行以飨同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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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一生之业绩，要以1895年至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经由其子陈三立之襄助，所推动之湘省改革功勋最著。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徐仁铸、皮锡瑞、唐才常等，因义宁父子之大义感召，一时间齐集湖南。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开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但湖南既是改革势力最能发挥的地方，亦是保守势力抵制最顽强的地方。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之反对变革前行之势力，同样极波澜壮阔之盛。故1898年之戊戌变法以湖南为先行典范，同年八月慈禧政变也以湖南所受打击最为沉重。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分别以“滥保匪人”和“招引奸邪”之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们的“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同上）之理想化为泡影。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于京城菜市口，康梁外逃而幸免于难。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皮锡瑞等其余湘省改革人士一例遭受惩处。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则弹冠相庆，王赞叶有摧陷廓清之功，叶许王有力挽狂澜之力。湖南新政在戊戌八月后之凋零景象，有让人潸然泪下而不忍卒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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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所专攻并非乙部之学，因悉心义宁而稍涉晚清史事。故本书之固陋疏误之处，尚祈专门治史之博雅君子多多是正。已往之戊戌变法史研究，不乏及于湘省改革之闳论巨篇，然多以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樊（锥）、毕（永年）等为案例，鲜有从新政的领导者义宁父子之角度据以钩沉研究者。如果此书可从此一侧面补苴罅漏于万一，则幸莫大焉。至于取材运笔之角度，则通过详细梳理甄别所能见及的历史资料，尽量“回到现场”，试图重构当时的人物、事件和故事之互相交错之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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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恰值辛亥首义一百周年，戊戌之难已过去百有一十二载矣。谨以此书献给变革未竟之21世纪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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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9日于京城之东塾，2011年9月13日复经校核润改，载2012年8月22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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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中国文化》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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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没有在我国近年兴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与读者见面，而是当文化热开始冷却，一般读者对开口闭口大谈文化已感觉倦怠的情势下创刊，也许反而是恰逢其时。因为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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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文化》的宗旨是：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不同文化系统的参证比较，探讨中华文化的特质和整合规律，促进文化复兴，推动现代化的进程。选题范围包括中国文化史、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文化学理论、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地理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对艺术与文学的分学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着眼点在学术，即主要对文化现象作学术研究。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的关系、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发展战略，将作为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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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系综合性学术专刊，总的以发表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为主，同时也配以随笔、札记、书评；形式力求多样，提倡文体革新。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典雅雍容的文言文，均所欢迎。如果遇有确实不同凡俗而又饶有文化韵致的小说或诗歌，也考虑予以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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