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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作文的感觉，不妨乘着文兴到鹏程学问与文章的“老房子”里再看看。他学问的本源是诗，为学的根基是中国诗学。他自述生平，只说自己的生命“兴于诗”，其实他的学问也“兴于诗”。他虽未因“诗”以成“礼”，却能够因“诗”以成“学”。2000年9月，鹏程尝以《云起楼诗》见赠，翻读数过，惊为古人之作。他的文章，也深得古人为文的脉理韵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文一科，他真的是窥见了堂奥，其文思之快，“日试万言”在他不成问题。至于驱遣文言到娴熟地步，今而后快成绝响了。《行记》中许多篇章，都因熟练地牵引古人诗文，而倍增文笔情趣。《天寒话诗词》一篇，与吴世昌先生商榷如何解词，他步步为营，“以强凌弱”，令人忍俊不禁。但又说吴先生不懂文学，未免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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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古诗文领域，他不时会有“举世无谈者”的孤独。所以当独行燕市之际，忽然得到陈兴武先生《蜗咏三章》，顿时喜形于色。陈诗确写得不错，尤其第三首：“独爱风流惜此身，行藏在我任时人，只今别访名山去，高蹈烟霞望绝尘。”诗味足，措意对景，可慰游子之心。但鹏程似更喜欢方仙桥的《海上》：“一念家山百感俱，吴江枫落渺愁予。杜根涤器甘穷死，梅福成仙定子虚。大错铸成新造国，余生留读未烧书。乾坤自此多长夜，只梦桑田见海枯。”他说每诵及此诗，也经常是“百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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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晚清史事，我猜想他也是由诗文而喜欢同光诸老，然后由诸老之诗文再入于兴衰变幻之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时也受到高阳的影响，高阳的小说越写到后来越逼近历史真境，至少他和高阳应该是忘年好友，彼此切磋晚清史事的机会不会没有。《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多得之于鹏程这方面的学养。《行记》中这类文章，如果不是对晚清的历史与人物掌故烂熟于心，断难写出。而且不只是见景生情，寻常讲些历史故实，而是借以发历史嬗变之感慨，寄寓深切的家国情怀。十七八年前鹏程初来大陆时，目睹中华文化命垂一线，他感到自己是个“文化遗民”，现在面对台湾有人要“去中国化”，他又感到自己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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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呵，鹏程！你北溟行走得好辛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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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龚鹏程先生所著之《北溟行记》，2005年5月由台北文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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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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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明报月刊》相见甚晚，她已经是翩翩一少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天下有此隽才。那是因了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两篇文章，虽然当时看到的是辗转相传的复印稿，还是让久蒙劫尘的我，有蓦然一曲来天地之感。这是我与《明报月刊》的初识，订交则是彦火兄主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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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报月刊》已逾不惑之年，我与英时先生因缘晤识，也到了“志学”之岁。环顾当今世界，蚁蝗磨转，不胜今昔。两岸三地，内地人讲的是金钱经济，台湾人讲的是诡道政治，香港人讲的是内地的经济和台湾的政治。当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超越利欲力势的思想，越来越少了。经济学家自己装满了钱袋，已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大学成了赚钱的机器，学术却滑坡了。文化不自觉的思想荒芜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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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写下绝句九章，说他身后二百年的世界，都在其中了。人以为奇，称作《病中呓语》。当时是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距今恰好百年之数。第一至第五章昭示的内容，我们在已往百年中国的世变中已经看过了。现在的世势应该是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第五章描述的：“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仍有余绪存焉。至于第七章、第八章提出的愿景：“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璧水桥门修礼教，山岩野壑访遗书”，陈寅恪先生尚且认为“邈不可期”，我们也不必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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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礼失敬，正在引起剧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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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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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附录一：大师与传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现场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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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前和主持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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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主持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泰斗级的人物，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寅恪、钱穆、王国维，还有梁启超等等，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以至于在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纷纷地感叹，与他们的成就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已经看不见大师了。因此我们也想追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他们的治学精神在当今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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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尔雅，我想这是很多人用来形容您的一个词汇，今天我见到您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一种感受，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您所从事的专业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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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谢谢，不过我不敢当。我想也许跟读书有关系，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我读的书不够多，比起前辈学者来，我的书读得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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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我们知道，早年您是对《红楼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是吧，后来呢开始研究现代学术史，这个转变仅仅是因为兴趣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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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我有这么一个转变。文学很有意思，当你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甚至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知识提升以后，感到文学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愿意追求历史的真相，愿意追求事物的本真，所以愿意离开文学，进入史学和哲学。我觉得是一个学术兴趣以及对学术求真的探求，使我有相当一段离开了文学，甚至有点儿厌弃文学，可是我现在又必须讲，当年龄又往前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感到文学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甚至史学和哲学探索不到的东西，文学却可以感悟到，而且它可以补充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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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在您从事学术史专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天天都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家相伴的，尽管可能不能够见面，但是我想有一种神交的感觉，那也有很多人都评论说，这些大家，国学的功底非常的深厚，西学功底也很深厚，也就是说中西结合得好。那到了今天呢，21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开放，接受西方的东西会更加多，但是大家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我们很少或者说根本就看不见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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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这个问题很具有挑战性，我想它的原因跟我们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史，几千年的历史，当然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晚清的时候，那是一个文化大的断裂时期，主要是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学思想解体了。而后来战乱，以及50年代以后，我也觉得运动太多了一点，学者问学的时间比较少，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学术上也有断裂。没有学术根底，大师就不容易出现了。所以当我们阅读20世纪这些大师著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不能望其项背，他们的特点不仅是对历史，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们对西学也非常——如果不用精通这个词的话——他们西学的修养也相当之好。如果说古代的学者是通古今的话，20世纪这些学者，他们是通中西，他们常常十几岁就到西方留学，那么西学这个根底，如果说现在的青年或者将来可以有所弥补的话，但是在传统的学问的根底方面，国学根底方面，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他们。所以也许这是大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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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那如果说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看不见大师了，在未来呢，在下一代人，现在在成长的这些孩子当中，会造就出大师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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