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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才有了一点作文的感觉,不妨乘着文兴到鹏程学问与文章的“老房子”里再看看。他学问的本源是诗,为学的根基是中国诗学。他自述生平,只说自己的生命“兴于诗”,其实他的学问也“兴于诗”。他虽未因“诗”以成“礼”,却能够因“诗”以成“学”。2000年9月,鹏程尝以《云起楼诗》见赠,翻读数过,惊为古人之作。他的文章,也深得古人为文的脉理韵致。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文一科,他真的是窥见了堂奥,其文思之快,“日试万言”在他不成问题。至于驱遣文言到娴熟地步,今而后快成绝响了。《行记》中许多篇章,都因熟练地牵引古人诗文,而倍增文笔情趣。《天寒话诗词》一篇,与吴世昌先生商榷如何解词,他步步为营,“以强凌弱”,令人忍俊不禁。但又说吴先生不懂文学,未免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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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古诗文领域,他不时会有“举世无谈者”的孤独。所以当独行燕市之际,忽然得到陈兴武先生《蜗咏三章》,顿时喜形于色。陈诗确写得不错,尤其第三首:“独爱风流惜此身,行藏在我任时人,只今别访名山去,高蹈烟霞望绝尘。”诗味足,措意对景,可慰游子之心。但鹏程似更喜欢方仙桥的《海上》:“一念家山百感俱,吴江枫落渺愁予。杜根涤器甘穷死,梅福成仙定子虚。大错铸成新造国,余生留读未烧书。乾坤自此多长夜,只梦桑田见海枯。”他说每诵及此诗,也经常是“百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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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晚清史事,我猜想他也是由诗文而喜欢同光诸老,然后由诸老之诗文再入于兴衰变幻之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时也受到高阳的影响,高阳的小说越写到后来越逼近历史真境,至少他和高阳应该是忘年好友,彼此切磋晚清史事的机会不会没有。《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多得之于鹏程这方面的学养。《行记》中这类文章,如果不是对晚清的历史与人物掌故烂熟于心,断难写出。而且不只是见景生情,寻常讲些历史故实,而是借以发历史嬗变之感慨,寄寓深切的家国情怀。十七八年前鹏程初来大陆时,目睹中华文化命垂一线,他感到自己是个“文化遗民”,现在面对台湾有人要“去中国化”,他又感到自己成了“另一种文化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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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程呵,鹏程!你北溟行走得好辛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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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龚鹏程先生所著之《北溟行记》,2005年5月由台北文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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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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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明报月刊》相见甚晚,她已经是翩翩一少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天下有此隽才。那是因了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近代红学的发展和红学革命》两篇文章,虽然当时看到的是辗转相传的复印稿,还是让久蒙劫尘的我,有蓦然一曲来天地之感。这是我与《明报月刊》的初识,订交则是彦火兄主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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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报月刊》已逾不惑之年,我与英时先生因缘晤识,也到了“志学”之岁。环顾当今世界,蚁蝗磨转,不胜今昔。两岸三地,内地人讲的是金钱经济,台湾人讲的是诡道政治,香港人讲的是内地的经济和台湾的政治。当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超越利欲力势的思想,越来越少了。经济学家自己装满了钱袋,已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大学成了赚钱的机器,学术却滑坡了。文化不自觉的思想荒芜时代,似乎正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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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曲园老人易箦之时,写下绝句九章,说他身后二百年的世界,都在其中了。人以为奇,称作《病中呓语》。当时是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距今恰好百年之数。第一至第五章昭示的内容,我们在已往百年中国的世变中已经看过了。现在的世势应该是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第五章描述的:“大邦齐晋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争。郡县穷时封建起,秦皇已废又重兴。”仍有余绪存焉。至于第七章、第八章提出的愿景:“六龙一出乾坤定,八百诸侯拜殿前”、“璧水桥门修礼教,山岩野壑访遗书”,陈寅恪先生尚且认为“邈不可期”,我们也不必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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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礼失敬,正在引起剧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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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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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附录一:大师与传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现场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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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前和主持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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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主持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泰斗级的人物,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寅恪、钱穆、王国维,还有梁启超等等,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以至于在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纷纷地感叹,与他们的成就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已经看不见大师了。因此我们也想追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他们的治学精神在当今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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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尔雅,我想这是很多人用来形容您的一个词汇,今天我见到您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一种感受,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您所从事的专业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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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谢谢,不过我不敢当。我想也许跟读书有关系,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我读的书不够多,比起前辈学者来,我的书读得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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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我们知道,早年您是对《红楼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是吧,后来呢开始研究现代学术史,这个转变仅仅是因为兴趣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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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是的,我有这么一个转变。文学很有意思,当你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甚至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知识提升以后,感到文学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愿意追求历史的真相,愿意追求事物的本真,所以愿意离开文学,进入史学和哲学。我觉得是一个学术兴趣以及对学术求真的探求,使我有相当一段离开了文学,甚至有点儿厌弃文学,可是我现在又必须讲,当年龄又往前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感到文学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甚至史学和哲学探索不到的东西,文学却可以感悟到,而且它可以补充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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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在您从事学术史专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天天都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家相伴的,尽管可能不能够见面,但是我想有一种神交的感觉,那也有很多人都评论说,这些大家,国学的功底非常的深厚,西学功底也很深厚,也就是说中西结合得好。那到了今天呢,21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开放,接受西方的东西会更加多,但是大家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我们很少或者说根本就看不见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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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这个问题很具有挑战性,我想它的原因跟我们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史,几千年的历史,当然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晚清的时候,那是一个文化大的断裂时期,主要是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学思想解体了。而后来战乱,以及50年代以后,我也觉得运动太多了一点,学者问学的时间比较少,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学术上也有断裂。没有学术根底,大师就不容易出现了。所以当我们阅读20世纪这些大师著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不能望其项背,他们的特点不仅是对历史,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们对西学也非常——如果不用精通这个词的话——他们西学的修养也相当之好。如果说古代的学者是通古今的话,20世纪这些学者,他们是通中西,他们常常十几岁就到西方留学,那么西学这个根底,如果说现在的青年或者将来可以有所弥补的话,但是在传统的学问的根底方面,国学根底方面,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他们。所以也许这是大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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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那如果说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看不见大师了,在未来呢,在下一代人,现在在成长的这些孩子当中,会造就出大师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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