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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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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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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多元并立的。儒释道三教的并存，以及它们的互动互补，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并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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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思想是互相融合的。再没有比佛教的传入，以及它本土化的过程更能说明中国学术思想是融合的特点。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到中国以后，直到宗派产生，有了禅宗，它变成中国的东西，它跟儒学当然有矛盾，但是它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在中国，学者们都讲，三教是可以并存，甚至是互相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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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到了晚清的时候，出现了“大变局”，当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提出“大变局”的思想，而在学术方面，也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方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和西潮汹涌而来有关。我想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作一个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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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者开始追求思想自由，不是说以前不追求自由，但是这个时候，学者追求思想自由，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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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想法，我想孔子提出来的，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想孔子是不满意春秋时期的学风，他是肯定为己之学的，因为学术为己不是一个私利，而是你不追求学问以外的目的，这种学术就容易是纯正的，如果学问，做学问，想到的是跟别的什么有关系，这个学问可能是不纯正的，所以中国传统的“为己之学”，有一点点学术独立思想的这种萌芽，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学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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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现代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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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三点，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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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应该开始于1898年到1905年这一段时间。学术思想的演变，一般地讲不大容易用一个年份来断代的，但是我们仔细看这段时间，在1898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使我们觉得传统学术已经不能范围它了。这个时候，严复写了《论治学治事宜分为二途》，他把学术跟“事功”主张分开。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他的史学观念的提出，跟传统的乙部之学的概念已经不完全相同了。特别是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古典，这样一些表现，我觉得传统学术的概念就没法范围了，所以我说，在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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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期，主要是后五四时期，直到30年代、40年代，我的看法，那应该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又一个高峰期，学术创获，果实累累，大师巨子，层出不穷。我们觉得，它既承前启后，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承前启后比较容易理解，他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为什么我又讲它是空前绝后呢？因为他们开始大量地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在这点上，不论是宋儒还是清儒，他们都没有这个条件。在对西学的掌握上，我们说他空前，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而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根底方面，国学的修养方面，后来者不大容易望其项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20世纪的大师，他们既承前启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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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丰富的果实，而且形成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包括学术独立的传统，科学考据的传统，广为吸纳外域经验又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会写诗，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等等。其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甚至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也和学术独立直接相关，产生并开始学术独立的诉求，是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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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应离致用的意味，独立生存”；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最大的原因，莫如学者本身不知道学术独立的神圣”；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以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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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拿这些论述和今天的学术界状况作一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我指的是人文学术，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我认为文史哲人文学术如果只是追求实用，那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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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寅恪先生，他更是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他的最有名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9年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讲的话。他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还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实际上陈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看作一定程度的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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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之后，1953年，陈先生在撰写《论再生缘》这本书时，他又一次提出，“无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优美的文学”。而在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的撰写，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我民族精神原旨的高度。《柳如是别传》，它是陈寅恪晚年一个最大的著述，全书八十万言。有人曾经遗憾，说陈先生，大史学家，但没有写出一本通史。在我看来，他的这本《柳如是别传》，其学术的价值绝不在通史之下，他是为一个奇女子立传，所写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主人公是明末的一个名妓，当然不是一般的现在我们理解的某一行业的人。她是一个特殊的人，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她是为了追求爱情不惜一切的人。她早期喜欢陈子龙，后来跟钱谦益结合，整个她的一生，她的作为，以及她的精神追求，可以说，都是陈寅恪先生一手发掘出来的，他写这部书不仅是为了表彰柳如是，主要是为了表彰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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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里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是被历史灰尘所埋没，为当时的迂腐之人所攻击，被后来的轻薄之徒所诬陷的一个小女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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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953年，他和汪籛的谈话，更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往昔的学生汪籛，授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约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先生未能让他的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说去，可以，但是他主持的研究所应该不奉行马列主义，也不做政治学习；第二，他希望毛公或者刘公能写一封信，作为他的允许证明书。这个条件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太困难了。当然我们知道，毛公或者刘公，并没有给陈先生写一个允许书，当然陈寅恪先生也没有北上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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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当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人能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主张并坚持学术独立的地位和独立价值，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许多学人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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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奉行马列主义。要毛泽东、刘少奇写证明书。由陈寅恪揭橥并毕生躬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学术精神传统的第一要义。刘梦溪认为，现代学术大师们还有“通儒”的精神、学者能诗的传统。“通”者何谓？诗心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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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还有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还有重视通学和通儒的传统。特别是后者，我觉得在今天提起，特别重要。中国现代学者当中，很多都是通儒，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都是通儒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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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上自古就有专家和通儒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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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而现代的通儒还需要通中西。现代学者的所谓通，一个是要中西会通，这一点20世纪的许多大师都是如此。还有就是四部兼通。中国传统的学问是四部之学，就是经、史、子、集，它是四部分类法，一个通儒，他需要兼通四部。在中国现代学者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不是很多。比较明显的，我觉得钱宾四先生，大体上讲，他是通四部的，我们看他的著作，不仅有经学的著作，还有史学的著作，还有哲学的著作，甚至还有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还有一个人，现在容易被人所忽略，那就是张舜徽先生，要讲学问通四部的话，他应该在钱宾四之上。张先生的学问根底深厚，他通读过“二十四史”，而且懂经学，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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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会通，四部兼通，还有一通，就是文史打通。中国现代学者，一些大儒、通儒，他们是文史打通的，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陈先生，一生所为，都是用诗文来证史，他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的途径，不论是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还是晚年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以诗文来证史的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钱锺书先生，他基本的学术理念是主张文史打通，这个话是他自己亲口跟他的朋友，厦门大学的郑朝宗教授讲的，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讲钱先生这个思想。我们看钱先生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他主要的目的在打通文史，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它是一个比较文学的著作，它不完全是比较文学的著作。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所以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这一点就更重要了。我觉得当代学者当中，很多是专家，很多是学者，但是思想家未免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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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附带说几句关于学术研究的课题制问题。因为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以课题来作为学术运作的基本方式，当然这很好，可以得到国家的拨款，而有一些大的著述，不通过课题制，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多卷本的通史一类著作，只能集中很多专家，通力合作来完成。但是我也应该说明，课题制不容易产生思想，产生的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可以带动人才，但是也局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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