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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国学的概念炒得太滥，什么都成国学了。什么都成国学，就没有了国学。我比较倾向马一浮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好处是直接可以和教育结合起来。不过即使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其根基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季先生的学问属于20世纪世界东方学这一块，是大师，但不一定称作“国学大师”。他几年前已经公开辞去，何必再强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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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全面的国家课题制，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特别大的项目，集体制、国家制在所难免。但基本的学术方式，还应该以学者个人著述为主。个人著述能产生思想，产生有深度的著作，而且有学术个性。集体著述，往往是各种思想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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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商业目的来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学术的大敌。“国学”的商业化势必极大地损害“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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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您到底怎样看目前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这些“热”的出现有合理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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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长期的文化断层，长时间提倡和传统彻底决裂，使得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金耀基先生讲的，中国文化的命运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我认为是对文化传承状况的真实描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文化传统的重建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出现，有其合理性。这是一种复苏与回归，就像人们开始崇敬学术泰斗、渴望国学大师，在大师离去时，全社会都寄予哀思。这种对文化的温情与亲近很可珍贵，可以看作是一次新的文化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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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有人说现在的“国学热”是虚热，您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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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有虚也有实。“实”，是说很多地方做了不少实事。“虚”，是炒得太过厉害。对一种学问来说，无论“虚热”还是“实热”，都未必是好事。当年的“鲁迅热”、“红学热”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说开来，学术研究不需要动员群众，真正的学问，不需要也不可能热，如同钱锺书先生所说，“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种种“热”的背后，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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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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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真古董没了，假古董出来了。学术书籍装帧设计越来越好看了，内容却单薄了。很多题目很好，完成得却马虎了。一个问题热起来，不管有没有研究，大家一窝蜂地拥在一起，比赛着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发表言论。如此下去，学术必然在一阵一阵的“热”中走向浮躁。甚至哪一个问题是谁最先发现的，谁最早提出了什么问题，最后连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装在闷葫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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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文化赝品纷纷登场，对真正的学术，对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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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当然，我们不能用商业目的来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学术的大敌。“国学”如果走向商业化，势必极大地伤害“国学”。当然这些年的学术进展也是很明显的。古籍整理的成绩最大，许多有价值的典籍都重新出版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学者活跃于学术舞台。只不过风气所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即使严谨的学者也无以辞避。而“取之无道”者，是不是也并非绝无仅有的孤立存在？我不知矣，我不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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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对大师心存礼敬也许是矫正学术风气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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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所谓大师，其实是一种文化典范。许多历史文化的遗存物，比如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一个古村落，或者一种礼仪形式，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体文化典范，里面藏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现代人和这些文化典范之间建立某种对话与沟通的机制，是文化信息和文化精神传递的必要途径。学术大师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化典范，身上也藏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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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哪个国家，中小学生都会时常被带去博物馆、美术馆，去瞻仰、参观，实际上就是要与文化典范建立起接触、对话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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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成年人也不例外。文化典范对文化的传承与濡化有直接作用。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时，应该身上有文化，胸怀虔敬心，而不是一味地以经济指标来换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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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文化遗存有一部分是文化的物化载体，保护物质的东西再难也是容易，更难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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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对。因为物化的东西可触可看，而文化精神，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靠文化所寄之人，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来薪火相传。深邃的学术思想是文化的最高形态，杰出的大学者是学术的“所寄之人”，是国家的荣誉，是“邦家之光”。所以一个文明的国度，一个重视文化的国家，必然重视学术，尊礼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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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炫吓。纯洁与庄严，成了不被人接受的陌生词汇。长远改变之道，应从教育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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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可我们正面临，能够代表“邦家之光”的学术大家越来越少了，可以带领我们与历史上那些文化典范进行交流的人，越来越难于寻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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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症结主要在教育上。历来文化传承主要有三个渠道——家族、学校和宗教。晚清民国以来传统的家族解体了，这一传承渠道基本上行不通了。而宗教传承在中国一直居于非主流位置。这样，只剩下学校一个渠道了。但传统的书院向现代教育体制转变，遗漏了传道的内容。现代学校从事的主要是知识教育，教师只教书，不再育人。然而，道之不传，何以为教？这会极大地影响人文学者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传道是最重要的一环。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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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所谓道，其实蕴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道的不传，也许意味着价值观的模糊与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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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说得很对。古人讲读书明理，明理也就是明道。现在读书不明理的人，所在多多。理在哪里？人的本身就具有，只不过尚处在初昧状态，需要天下之大道、天地之至理来接引。马一浮认为，“六艺之道”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义理。所以金耀基先生看到我主张中小学教育中应设有国学的课程，以“六艺”为主要内容，而以《论语》和《孟子》开其端，他说这是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中，补充了价值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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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教育的缺失，必然引发文化的缺失。该如何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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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反过来也成立，文化的缺失，也导致教育的缺失。文本经典的阅读，我以为是比较有效的一个途径。阅读可以变化气质，从而转移社会风气。还有中学和大学应该设立“修身”方面的课程。政治化的教材代替不了学子生命个体的修为。《中庸》里说：“修道之谓教”，“修身则道立”。《中庸》还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等于给我们挑明了修身的直接目标和具体途径。好学、力行、知耻，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的公德和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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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周末》：文化传统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涵养一位大师也需要健康、文明的社会大环境。尽管，大师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依然应该向大师致敬，用温情与敬意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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