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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观点来书写历史，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者指出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与歧视，固然有其价值，但全相叙述的历史书写传统，还是不该断绝的。不仅如此，历史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专业领域，却也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的基本人文关怀，不能排斥学术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兴趣的历史题材当作没有价值的老生常谈，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艰涩鲁钝作为学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来，史景迁既能著述宏观全相的中国历史，又能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上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以生动的笔触揭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难怪可以雅俗共赏，也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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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刘知几），章学诚又加了“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是这么解释的：“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强调的是，要有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关怀，要有书写叙述的文采，要有辨伪存真的学殖。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立有专章，作了详细的疏解，关键在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指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承袭了中国儒家传统，太注重政治伦理，所强调的“史德”偏于传统道德的臧否，而不同于现代史学强调的客观性：“其主旨虽在说明历史学家于善恶是非之际必须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见（人）损害历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这种天人之辨仍与西方近代史学界所常讨论的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不同处。”我们若把章学诚对“史德”的要求与余英时的评论放在一起，借来观测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史景迁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国传统“史德”误区。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远离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没有利益的瓜葛，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从这一点来说，史景迁书写中国历史的实践，配合了余英时的现代史学反思，为中国史学传统的“才、学、识、德”，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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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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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从《康熙》的写作时期开始，郑培凯就不时与老师切磋问学，还会唐突地询问老师写作进度与历史书写的策略。史先生写《王氏之死》、写《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写《追寻现代中国》，从开题到完书出版，郑培凯都有幸过从，亲聆教诲，还时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提供一些不轻易经眼的文献资料。老师对这个学生倒也施以青眼，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提供了最优渥的奖学金，有酒食则师生同馔，老师埋单付账。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郑培凯自己说，从老师习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如何平衡历史书写的客观材料与剪辑材料的主观想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个“一心”，则类乎章学诚说的“著书者之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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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书在1981年出版之后，郑培凯立即以之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辅助教材，并深深佩服史景迁驾驭纷繁史料的本领。此书不但资料剪裁得当，文笔也在流畅之中流露深厚的历史同情，使得历史人物跃跃欲出。郑培凯曾自动请缨，向史景迁建议申请一笔译书经费，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当时也大感兴趣，认为由这个亲自指导的学生译成中文，应当可以掌握他的文气与风格，忠实呈现他的史笔。然而，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郑培凯又教研两忙，杂事纷沓，抽不出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放弃了一件学术功德，让它变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逸事，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愧师门。这本书翻译未成，倒是触动了史景迁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时辅以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料选译集的想法，商之于郑培凯与李文玺（Michael Lestz）。这两位学生遵从师教，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史料翻译选辑工作，出版了《寻找近代中国之史料选辑》（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Nort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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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质量则良莠不齐，有好有坏。有鉴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议此事，立即获得他的首肯。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参与翻译大计。然而兹事体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共同担任主编，同心协力，校阅选出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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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优秀的译本，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是译者误读了原文，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尽量保持译文语句，稍作改译，以符合原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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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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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实在是难事，连严复都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当然要向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负责，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作为学术功德，完成这项计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我们也希望，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要体谅翻译的限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到原作的神韵，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听史景迁说起来，却是如此动听，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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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献给哈罗德·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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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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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黎明驱散黑暗的边缘，第一次看到——大汗的伟大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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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克莱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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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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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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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源于1996年春天我在耶鲁大学为威廉·克莱德·德瓦纳（William Clyde DeVane）讲座所做的一系列演讲，这也决定了本书的形式与内容。该讲座以一位杰出的耶鲁教授命名以资纪念，他也是本学院1939至1963年的院长。演讲的对象，通常是面向耶鲁的学生及一般大众。因此，演讲内容除了要有相当学术性以符合学院的基本要求外，更须让任何有兴趣来听的人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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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演讲发表后，内容已经做过许多修正。一来，将根据笔记整理的非正式口头报告转换成书本，不可避免要做一些修改。二来，本书包含大量自原始材料节录的引文（有时甚至相当长），因为每次口头演讲都需以指定的相关读物作为补充。有时为了使文字更加精简，我删除了部分内容，有时为了内容更清晰，我则会增添一些文字。为了保留当初的演讲体例，我尽量减少注解。注解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引用文字的出处，偶尔则是为了强调重要的补充资料。对于本书所讨论到的人，我无意列出他们及与他们相关的全部著作目录。事实上，就书中提到的近五十个人而言，关于中国的讨论大都只是他们著述的一小部分而已——我自然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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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受邀开始德瓦纳系列演讲前，我就在耶鲁主持过一个小型的研讨班。在这个持续了数年的研讨班中，我和学生阅读并讨论了无数例子，尝试了解长期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我要谢谢这些学生，他们提到大量人物，并以大胆突破的方式讨论他们。演讲中好几个资料都来自他们的建议，其中包括了三个原本不太可能列入的人——玛丽·弗雷泽、斯坦贝克的“约翰尼大熊”和理查德·尼克松。书中最后选定的四十八个人，是从我们读过或讨论过的大约三倍多的人物中筛选出来的。许多被删除的人，对于中国都有着极佳或极微妙的见解，若能将他们的看法收入随后的演讲及本书中，必可大幅扩大讨论的格局。不过，这么一来，却可能将一个复杂的故事压缩成图书目录，而这一点则是我绝对想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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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瓦纳演讲共进行了十二次，每次演讲结束后，紧接着都有一小时相当生动甚至令人兴奋的发问及讨论。这些讨论所激发的想法，有些被收进了本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时，也曾就这些题目中的若干项予以探讨；听众的反应，有些也被收进了本书。我要谢谢诺顿出版社的编辑斯蒂芬·福曼，虽然他不断地问一些单纯到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我相信这些问题却使书中许多地方更流畅，语意也更清晰。美琴，这位孜孜不倦的研究者，以其一贯的想象力和沉毅，探讨十八世纪英国人的品位以及十九世纪末法国人的异国风味，在此，我要诚挚地献上感谢。她和安平、亚尔及马达克斯一道，都为本书在欢乐而非煎熬中完成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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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22日于西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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