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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几次注意到，特使从不同地方回国后，唯一能向皇上报告的，只有公事。皇上听过之后，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会说：“我宁可你们多谈谈不同国家的风俗民情，不要老是讨论公事。”显然他对外国的新奇事物更有兴趣。因此马可出国的时候，便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当地文化，以便回国时取悦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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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回国的时候，先向皇帝报告肩负的任务他怎样处理得井井有条等，接着便诙谐机智地谈论他见到并且听到的新奇事物；皇帝听完后，大表讶异，并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大器。”从那以后，他的头衔就成了马可波罗先生，因此本书也从此处开始，恰如其分地这么尊称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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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表面看来精确的资料，却从来没有在书中冗长的内文里得到证实，而马可波罗本人，既没有告诉读者他受委任的是什么公务，也没有说明那些“新奇事物”是什么，更遑论提到如何让这些事情深深打动人生经验丰富又骁勇善战的忽必烈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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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中只有一章，详细描述了马可波罗的公务。学者都同意，文中提到的杨州（Yanju）即是今日之扬州，是个位于长江北边、大运河西岸的商埠。这段文字说：“这本书的主人公，也就是马可波罗先生，受可汗委派，在城内统治了整整三年。当地人以贸易与制造业为生，制作了许多武士及士兵的铠甲，城内和城郊均有大批可汗的军队驻守。大致就是这样了。”[14]文中提到的“武士”及“铠甲”，像在指称欧洲中古世纪骑士间的决斗，而非我们所知中国的战役及社会。此外，经过数十年来，无数学者全力钻研中国及蒙古的资料后显示，在曾经任职该城的众多官员中，从未出现过包括波罗家族在内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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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如果就此推论，认为十三世纪晚期的扬州不可能有欧洲人存在，那也言之过早。1951年，中国军方在拆除扬州城墙的时候，发现墙内嵌了一块大理石板，板上镌刻着圣凯瑟琳（St. Catherine）的生活景象，并有如下的文字：“奉天父之名，阿门。凯特琳娜长眠于此，她是高贵的多米尼克·攸里欧尼之女，殁于主后1342年7月。”早期誊本将此女名字记为维里尼斯（Vilionis），但是著名中世纪学家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修正了这个错误，并追溯出这个家族中一个名叫多米尼克·攸里欧尼的人。一份1346年热那亚的法律文件指出，在商人雅各布·奥利韦里奥之前某段时间，此人曾经担任遗嘱执行人。文件中说，这位雅各布在中国住过，期间并且让自己的财富扩增了五倍之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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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又一块较小的石板在扬州出土，而且基督教图形雕刻下方的拉丁文镌刻，也说明那是同一个多米尼克的儿子，名叫安东尼奥，卒于1344年。[16]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马可波罗传说中的扬州之行三四十年后，扬州城内似乎出现了一个蓬勃的意大利人小族群，他们以经商为生，获利颇丰。这个族群可不可能要求当时统治中国的可汗派个行政官照看他们呢？中世纪时，只要有机会，这种团体都会要求某种宗教支援，明显的例子就是圣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了。鄂多立克的报告指出，1320年代他受教廷指派，前往中国，1322年抵达扬州，住在一个圣方济会的修院里；当时城里还有三个景教教堂。[17]因此，波罗曾在扬州任职的说法是有几分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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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书中类似这种无解之处，多得不计其数。这并不意外，因为波罗写的是他那时代的事，必定存在着因距离太近而产生的观察不清的地方，而且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哪份手稿，也无论鲁思梯谦是作者还是代笔人，此模糊性都存在。我的意思是，无论是中世纪的著作还是威尼斯国外特使的报告，所有的文字都会遵循一种特定的格式，前后叙述一定依序为：统治者、被统治者、社会阶级、省份、家族、风俗及产品。[18]对我们来说，波罗的书也许像古怪的商人手记，但是有些人却喜欢经由其中领略这个大千世界。无论是四处开疆拓土的商人还是踽踽独行、负有外交任务的传教士，都能将书中我们如今所谓的“传奇内容”和自己的平淡经历混杂起来。而他们的读者期望的，也就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要是读者以前对内容就略有所闻，那就更好了，因为更可以证实资料的可信度。“任何中世纪旅行家都是消息传递者”，约翰·克里奇利（John Critchley）观察后表示。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个旅行家受过良好教养，而群山峻岭间又满是古怪且危险的事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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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似乎不认识任何中国人，他书里的中国名字，很像阿拉伯旅行家游记中所用的名字。不过即使是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商人，也经常将英文名字歪曲到几乎无法辨认的地步。波罗从未提到茶叶或书法，以他居住中国十七年之久而言，这倒是匪夷所思。他也没有提到鸬鹚捕鱼法，或评论中国妇女的缠足，或谈到对长城的印象。不过他倒是记录了以煤炭做燃料这件事，还说了北京青楼区的规模及其坐落于城墙外的位置。他也见到了纸钱，并尝试描述制造过程和功能。他并提到江南河流上拥挤的航运、食盐的重要性以及大宗运送的情形。他更谈到稳定货物价格的方式、政府仓库里成堆的谷物以及公共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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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书中的内容既荒谬又翔实，数百年来，读者不断质疑其资料来源。波罗手稿的较晚版本（如1340年以后的版本），尤其可从许多地方攫取资料，当时的编辑很可能因此自行加入新材料，而不从原稿（现已遗失）中追溯根源。鄂多立克在1320年间遍游中国，他回国后向教廷呈交的报告，至少出现七十三种版本。波斯学者拉施特·阿丁（Rashid ad-Din）完成于1310年左右的《史集》，虽极具前瞻性，也有许多描述中国的细节，但内文皆为他浏览中国书籍或自蒙古人处听来撰成的。此外，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内容翔实、大受欢迎的小说，也在1350年间广为流传，读者们更普遍视其为史料。[20]当时好几个中国城市都有圣方济修士的修院，大量意大利商人更不停地进出中国，以致巴尔杜奇·佩戈洛迪（Balducci Pegolotti）在他1340年著名的手记中，特别以两章篇幅详述这些通商路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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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奇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突厥蒙古人后裔，名为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景教徒，在1276年，一般咸信为波罗初抵中国的时候，受忽必烈汗派任，前往西方。屡经冒险，拉班·扫马终于在1287年到达那不勒斯，同年稍后并抵达法国。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他以波斯文写成的原稿当时曾在欧洲出现；事实上，没有人见过任何波斯文版本，直到十九世纪，此叙述才以叙利亚译文面世。[22]因此，所有波罗1330年以前流传的版本，都没有机会借鉴足以与之匹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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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波罗却可能有一处得力的资料来源，那就是传说中一路伴随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他们在1260年代，侦察出通往哈拉和林的通商路线，并于1273至1275年间，携十七岁的马可折返。作为旅行家，他们饶富经验，勇气十足；作为商人，他们技巧过人。但是在1275至1291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西方文献及蒙古史料均指出，他们此时已经开始了经由海路折返欧洲的危险行程，以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至波斯，和蒙古可汗成亲。马可波罗《寰宇记》序言中，对他们第一趟行程着墨极多，对第二趟却缄默不语——除了围城一役及制作投石机等事外。很可能，他们在1270至1280年间，在蒙古和中亚一带经商兼旅游。这期间，马可即使曾和他们在一起，也极为短暂。各方资料显示，马费奥·波罗是个有钱商人，在黑海北岸苏达克城（Sudak）还有一栋房子。有没有可能马可以此为基地，从往来的欧洲及阿拉伯商人处收集贸易及旅游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和父亲及叔叔倦游归来后提供的消息融合一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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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臆测是否正确，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它们与波罗的事迹没有什么关联。如同英国中古世纪学家约翰·克里奇利所说，波罗的不凡之处，不在于他的周游路线，不在于他的独特经历，不在于他的个性和人格，很简单的，而是在于他的书以及他会完成这本书的这个事实。[24]因此最重要的议题，不是他如何写出这本书，而是他为什么写出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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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波罗写《游记》的原因而言，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们能相当确定他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赚钱——一份由他人千辛万苦代为手写、誊缮，然后藏于修道院或王公贵族图书馆的手稿，是赚不了钱的。会不会是为了打发狱中无聊时间呢？正如我在前文引用玉尔所说，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狱中踱步”。如果威尼斯战犯波罗有办法买通热内亚当局，那么在等待赎金的日子里，他可能处在舒适的禁足状态，只要保证不离开热那亚，就可以自在地活动。他的书可能是聊天聊出来的，主要根据现有序言中几条重要大纲，一问一答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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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早期写成名为“Z”本的手稿，于1930年在托莱多（Toledo）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个论点。手稿中，有些评论只在极少的版本中出现过，似乎是在回答一位不具名的提问人，而问题则是对波罗旅游中的一些细节表达了怀疑与好奇。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手稿并未提到波罗在扬州的三年任期，以及他与家人在襄阳一役中使用投石机的情形。[25]会不会在持续质问下，波罗决定撤销这些言论？或者晚期的抄写人在读过其他有助于波罗游记的资料后，决定在他们的版本中，增添一些枝叶？波罗会不会在不同时间向不同抄写人讲述不同故事？除了由遗嘱中了解到他娶朵娜塔为妻外，我们对他1298年或1299年出狱后在威尼斯的生活一无所知。威尼斯文件中，没有赎金记录，没有公职记载，没有房地产交易或商业投资记载。没有威尼斯文人提到看过他的游记，早期重要图书馆里没有入藏他手稿的记录。但是1310年左右，他在一些圈子里，得到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号，原因可能是他所讲述过上百万的故事，而不是他累积的百万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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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解释是，波罗写的书目的是为了讨好往来威尼斯的使节。因此长篇大论的文字中，无论是蒙古宫廷政治还是波罗的行政和旅游经验，都是为了展现他是个能干又有经验的人，足以担负任何需要技巧、冷静及勇气的任务。由此观之，我们或可视此书为履历——以现代标准来说也许太过松散，但在当时却堪称生动有效。如同许多其他臆测，这个猜想也有证据支持。波罗手稿中最早的两个版本现存于法国，书中开头一段文字指出，它们是1307年由波罗亲自呈递给法国大使蒂博·席波（Thibaut of Cepoy）的。1290年代的威尼斯，社会阶层严明，精英阶级皆极力巩固自己的利益，身为平民的波罗极难有出头机会。法国在当时却可能比较开放，而《游记》书中也大幅描述蒙古人、汉人的灵活变通，不仅愿意雇用出身低微的人，对于忠心耿耿的下属也不吝慷慨赏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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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波罗的论述意欲自我推销，兼及婉转批评西方社会的严苛，以对比东方的富饶与开放，那么他论述的其他层面也应含有相似的辩证及道德意图。他的书既可视为对中国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可当作对自己城市的批判。犹如遗嘱所载，波罗为三女之父，我们因此可以假设，他极欲尽一己之力，提供她们最好的生活。这会不会是一种动机，促成他将中国描绘为道德典范，以对比许多威尼斯人浪荡无羁的性生活？一份1315年左右的手稿显示，波罗不仅从未提过中国妇女的裹脚陋习，反倒长篇形容了中国女性的性格、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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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得知道，契丹妇女极为纯洁，极为谦虚。她们不会蹦跳奔跑，不会胡闹嬉戏，不会热情外露，不会贴着窗户盯着过路行人，更不会抛头露面。她们非礼勿听，不会动辄大吃大喝，也不会游戏取乐。如果她们必须前往一些正当场所，诸如寺庙或亲友家里，她们必有母亲陪同。她们会目不斜视，并在头上盖着漂亮的巾布，避免眼睛朝上看，更得以促使目光投注在脚尖前的地面。在长者面前，她们很谦卑；她们绝不口出诳言，事实上，除非回答询问，她们极少在长者面前开口。她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忙活计，极少在父亲、兄弟及家中长者面前露脸。她们不理会任何追求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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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中国吗？或者如克里奇利所说，这只是针对威尼斯的反讽，主要目的不在表现波罗这个旅行家，而是波罗这个“豆蔻年华少女的老父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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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纵使贞洁和端庄是马可波罗想要传递给女儿和读者的两个中国层面，吸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读者注意的也不是这两个层面。从一开始，读者就想从书中满足自己的幻想，而不是获得道德上的劝服；波罗并没有让他们失望。在乔叟和但丁均被钻研波罗的学者剔名后，十四世纪受波罗影响最深的作品，首推《耶路撒冷的第三王》（Romance of Bauduin de Sebourc，Third King of Jerusalem）。这本浪漫传奇小说，许多场景均取材于波罗这本书，而其中，受未来君王彼得温追求并掳获的女主人翁艾薇琳，更完全出自波罗书中一章。该章描述，邪恶国王在精心建构的天堂里，培养暗杀队伍。天堂中不只有“美酒、牛乳、蜂蜜”，还有“贵妇与少女陪他们嬉戏，满足他们心灵的需求，以具备年轻男子应有的条件”。[29]即使对艾薇琳双眼的描述——黑而有神——也借用自波罗对主人忽必烈黑而有神双眼的阐释。波罗对可汗众多嫔妃的描写，更让读者产生无限遐想。这些嫔妃六人一组，一次三夜，轮流侍奉她们的君王。“无论在房间里，床上或其他地方，可汗均随心所欲，悠游自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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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早期的读者中，最著名的要属哥伦布了，他深受波罗书中感官描写的震撼，也强烈感受到了其中隐藏的商机。现存波罗第一批印刷成书的作品，采用的是1300年代的拉丁文手稿，于1485年出版。哥伦布展开1492年的探险前，想必已熟知该书内容。他1496年返乡后，订购了该书，并且或在当时或日后，于书页空白处下了近百个眉批。[31]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写成，间杂以西班牙文，显示了最吸引哥伦布注意的段落。他对波罗有一次提到，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的习俗深感震惊；在一段描述藏人婚俗的段落旁，哥伦布记道：“他们只要已有性经验的妻子。”对于波罗讨论“江都”（Cayndu）人的部分，哥伦布也对其习俗感受深刻，他记道：“男人将妻女奉献给过路旅行家。”[32]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暗杀队伍的感官乐园，关于奇迹及独角兽的讨论，以及长老约翰（译按：Prester John，传说中世纪在东方建立基督国家的国王）家宅的坐落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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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哥伦布对这些感官描述、奇闻搜秘深表兴趣，我们却不难发现，他真正的意图还是在贸易经商，以及其中隐藏的危险和机会。因此只要波罗提到黄金、白银、纯丝买卖、香料、瓷器、红蓝黄宝石、琉璃、醇酒、采珠人等事，哥伦布就会做记号。[34]同样深受哥伦布注目的内容，包括季风期来临时船队航行的方向及时间、海盗或食人部落猖獗的情形以及类似食物及其他物资可能的位置。[35]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36]，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国的新都，波罗对北京的称呼。为了强调他的兴奋，哥伦布在眉批旁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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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Jackson及David Morgan，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Hakluyt Society，第二辑，No.173（London，1990），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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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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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20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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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Frances Wood 的著作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London, 1955）一书中，曾就波罗是否在中国居留过有精简而机敏的讨论。相似的论点，也在 Herbert Franke “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一文中强有力地出现，此文载于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966），49—72页，文中53—56页处，尤值注意。波罗《游记》的大要，可见 Ronald Latham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Harmondsworth, UK, 1988），取材自所有不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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