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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早期写成名为“Z”本的手稿，于1930年在托莱多（Toledo）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个论点。手稿中，有些评论只在极少的版本中出现过，似乎是在回答一位不具名的提问人，而问题则是对波罗旅游中的一些细节表达了怀疑与好奇。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手稿并未提到波罗在扬州的三年任期，以及他与家人在襄阳一役中使用投石机的情形。[25]会不会在持续质问下，波罗决定撤销这些言论？或者晚期的抄写人在读过其他有助于波罗游记的资料后，决定在他们的版本中，增添一些枝叶？波罗会不会在不同时间向不同抄写人讲述不同故事？除了由遗嘱中了解到他娶朵娜塔为妻外，我们对他1298年或1299年出狱后在威尼斯的生活一无所知。威尼斯文件中，没有赎金记录，没有公职记载，没有房地产交易或商业投资记载。没有威尼斯文人提到看过他的游记，早期重要图书馆里没有入藏他手稿的记录。但是1310年左右，他在一些圈子里，得到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号，原因可能是他所讲述过上百万的故事，而不是他累积的百万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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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解释是，波罗写的书目的是为了讨好往来威尼斯的使节。因此长篇大论的文字中，无论是蒙古宫廷政治还是波罗的行政和旅游经验，都是为了展现他是个能干又有经验的人，足以担负任何需要技巧、冷静及勇气的任务。由此观之，我们或可视此书为履历——以现代标准来说也许太过松散，但在当时却堪称生动有效。如同许多其他臆测，这个猜想也有证据支持。波罗手稿中最早的两个版本现存于法国，书中开头一段文字指出，它们是1307年由波罗亲自呈递给法国大使蒂博·席波（Thibaut of Cepoy）的。1290年代的威尼斯，社会阶层严明，精英阶级皆极力巩固自己的利益，身为平民的波罗极难有出头机会。法国在当时却可能比较开放，而《游记》书中也大幅描述蒙古人、汉人的灵活变通，不仅愿意雇用出身低微的人，对于忠心耿耿的下属也不吝慷慨赏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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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波罗的论述意欲自我推销，兼及婉转批评西方社会的严苛，以对比东方的富饶与开放，那么他论述的其他层面也应含有相似的辩证及道德意图。他的书既可视为对中国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可当作对自己城市的批判。犹如遗嘱所载，波罗为三女之父，我们因此可以假设，他极欲尽一己之力，提供她们最好的生活。这会不会是一种动机，促成他将中国描绘为道德典范，以对比许多威尼斯人浪荡无羁的性生活？一份1315年左右的手稿显示，波罗不仅从未提过中国妇女的裹脚陋习，反倒长篇形容了中国女性的性格、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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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得知道，契丹妇女极为纯洁，极为谦虚。她们不会蹦跳奔跑，不会胡闹嬉戏，不会热情外露，不会贴着窗户盯着过路行人，更不会抛头露面。她们非礼勿听，不会动辄大吃大喝，也不会游戏取乐。如果她们必须前往一些正当场所，诸如寺庙或亲友家里，她们必有母亲陪同。她们会目不斜视，并在头上盖着漂亮的巾布，避免眼睛朝上看，更得以促使目光投注在脚尖前的地面。在长者面前，她们很谦卑；她们绝不口出诳言，事实上，除非回答询问，她们极少在长者面前开口。她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忙活计，极少在父亲、兄弟及家中长者面前露脸。她们不理会任何追求者。[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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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中国吗？或者如克里奇利所说，这只是针对威尼斯的反讽，主要目的不在表现波罗这个旅行家，而是波罗这个“豆蔻年华少女的老父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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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纵使贞洁和端庄是马可波罗想要传递给女儿和读者的两个中国层面，吸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读者注意的也不是这两个层面。从一开始，读者就想从书中满足自己的幻想，而不是获得道德上的劝服；波罗并没有让他们失望。在乔叟和但丁均被钻研波罗的学者剔名后，十四世纪受波罗影响最深的作品，首推《耶路撒冷的第三王》（Romance of Bauduin de Sebourc，Third King of Jerusalem）。这本浪漫传奇小说，许多场景均取材于波罗这本书，而其中，受未来君王彼得温追求并掳获的女主人翁艾薇琳，更完全出自波罗书中一章。该章描述，邪恶国王在精心建构的天堂里，培养暗杀队伍。天堂中不只有“美酒、牛乳、蜂蜜”，还有“贵妇与少女陪他们嬉戏，满足他们心灵的需求，以具备年轻男子应有的条件”。[29]即使对艾薇琳双眼的描述——黑而有神——也借用自波罗对主人忽必烈黑而有神双眼的阐释。波罗对可汗众多嫔妃的描写，更让读者产生无限遐想。这些嫔妃六人一组，一次三夜，轮流侍奉她们的君王。“无论在房间里，床上或其他地方，可汗均随心所欲，悠游自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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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早期的读者中，最著名的要属哥伦布了，他深受波罗书中感官描写的震撼，也强烈感受到了其中隐藏的商机。现存波罗第一批印刷成书的作品，采用的是1300年代的拉丁文手稿，于1485年出版。哥伦布展开1492年的探险前，想必已熟知该书内容。他1496年返乡后，订购了该书，并且或在当时或日后，于书页空白处下了近百个眉批。[31]这些眉批主要以拉丁文写成，间杂以西班牙文，显示了最吸引哥伦布注意的段落。他对波罗有一次提到，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的习俗深感震惊；在一段描述藏人婚俗的段落旁，哥伦布记道：“他们只要已有性经验的妻子。”对于波罗讨论“江都”（Cayndu）人的部分，哥伦布也对其习俗感受深刻，他记道：“男人将妻女奉献给过路旅行家。”[32]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暗杀队伍的感官乐园，关于奇迹及独角兽的讨论，以及长老约翰（译按：Prester John，传说中世纪在东方建立基督国家的国王）家宅的坐落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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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哥伦布对这些感官描述、奇闻搜秘深表兴趣，我们却不难发现，他真正的意图还是在贸易经商，以及其中隐藏的危险和机会。因此只要波罗提到黄金、白银、纯丝买卖、香料、瓷器、红蓝黄宝石、琉璃、醇酒、采珠人等事，哥伦布就会做记号。[34]同样深受哥伦布注目的内容，包括季风期来临时船队航行的方向及时间、海盗或食人部落猖獗的情形以及类似食物及其他物资可能的位置。[35]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36]，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国的新都，波罗对北京的称呼。为了强调他的兴奋，哥伦布在眉批旁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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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Jackson及David Morgan，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Hakluyt Society，第二辑，No.173（London，1990），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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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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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20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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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Frances Wood 的著作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London, 1955）一书中，曾就波罗是否在中国居留过有精简而机敏的讨论。相似的论点，也在 Herbert Franke “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一文中强有力地出现，此文载于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1966），49—72页，文中53—56页处，尤值注意。波罗《游记》的大要，可见 Ronald Latham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Harmondsworth, UK, 1988），取材自所有不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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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enry Yule 及 Henri Cordier，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修正版，共三卷（London，1920及1926），卷一，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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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卷一：64—65、70页；卷二：505—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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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卷一：第一章，John Critchley，Marco Polo’s Book （Aldershot, UK, 1992），3—8、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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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用自Yule 及 Cordier，卷一：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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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卷二：158—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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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卷二：167页，注5；也见 A. C. Moule 及 Pelliot 编辑、翻译，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共二卷（London, 1938），卷一：146章，31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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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oule 及 Pelliot，卷二：22页；M. G. Pauthier，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 （Paris, 1865），145章，472—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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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Yule 及 Cordier，卷二：168页，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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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卷一：27—30页，将马克（Mark）转为马可（Marco）。Moule 及 Pelliot 书中，卷一：85—87页；Pauthier 书中23—24页，均追索了不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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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Yule 及Cordier，卷二：154页；Pauthier，468页；Moule 及 Pelliot，卷一：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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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Yule A. Rouleau, SJ, “The Yangchow Latin Tombstone as a Landmar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in China”，刊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3与17：4（1954年12月），346—365、349、353页。Robert Lopez, “Nouveaux documents sur les marchands italiens en Chine à l’époque mongole”，刊于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ers （comptes rendus, 1977），445—458、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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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opez, “Marchands”，457页（其中1344页误印为1324页）。不巧的是，据编辑指出，Lopez 的参考书目录未赶上本书付印前的截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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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nuel Komroff 编, Contemproaries of Marco Polo （New York, 1928），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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