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03048
1707303049
[36] Paul Rule著，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1986）。
1707303050
1707303051
[37] Ricci，30页。
1707303052
1707303053
[38] Spence, Memory Palace，219—221页；Moule 及 Pelliot 编辑，Polo，卷一：236页；Lathem 编，Polo，129页。
1707303054
1707303055
[39] George Dunne, Generation of Gin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Ming Dynasty （London, 1962）； Jonathan Spence,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 1974）。
1707303056
1707303057
[40] Domingo Navarrete著，J. S. Cummins 编辑、翻译，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2卷，Hakluyt Society，第二辑，No.118（London, 1960），卷一：xx—xxvi 页，以及卷二：365页，谈论登陆的情形。
1707303058
1707303059
[41] 同上，卷一：lxxxiv—cx。
1707303060
1707303061
[42] 同上，卷一：136、138、145页。
1707303062
1707303063
[43] 同上，卷一：147—148页。
1707303064
1707303065
[44] 同上，卷一：137页。
1707303066
1707303067
[45] 同上，卷一：151、160页。
1707303068
1707303069
[46] 同上，卷二：173、196、200、216、217页，以及卷一：162页。
1707303070
1707303071
[47] 同上，卷二：193页。
1707303072
1707303073
[48] 同上，卷二：194、180页。
1707303074
1707303075
[49] 同上，卷二：176页。
1707303076
1707303077
[50] 同上，卷一：154页。
1707303078
1707303079
[51] 同上，卷一：154页。
1707303080
1707303081
1707303082
1707303083
1707303085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1707303086
1707303087
第三章：写实之旅
1707303088
1707303089
The Realist Voyages
1707303090
1707303091
克路士和闵明我这两位道明修会的修士，在前后相隔一百年的时间里，分别出版了以中国为主题的记事，虽然二人观点不同，那一时期有关中国的详细认知水平却也大幅见长了。其中最重要的资料，当属利玛窦的长篇论述分析，以及耶稣会士自中国寄给其教会高层的大量信件和年度报告。这些资料迅速由教会出版发行，一方面增加教会的声望，另一方面冀望因此得到更多支持。当时还有一些在教会赞助下写成的中国史，其中胡安·门多萨（Juan Mendoza）1587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即为早期的例子。平托的书流传很广，虽然读者们不知其可信度为何——显然读者们是对的。马可波罗的书仍然广受欢迎，然而当时他的可信度也遭到了质疑。在《论文》一段揭露内幕的文字里，闵明我提到，1665年他曾参加一项晚宴，当谈到中国时有人提了个问题：“在讨论到中国时，谁提供了最多的错误讯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还是卫匡国神父（Father Martini）？”卫匡国是当时仍住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他刚刚付梓的书错误百出——有趣的是，其中有些段落直接引用自马可波罗，而非卫匡国个人的经历。晚宴中众人的结论是：“这两个人都是凭着想象在写作。”[1]
1707303092
1707303093
就在那次闲谈之后的几年内，有关中国的一个全新的信息来源开始产生。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朝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从此西方开始出现了有关中国的官方报告。一方面是机缘使然，另一方面诚如闵明我在《论文》中所说，如此通商契机岂容错失，不到十年工夫便出现了四个使节团：两个来自荷兰，分别于1668和1687年抵达；两个来自葡萄牙，分别于1670和1678年抵达。随后俄国也派遣了两个使节团。教廷更在十八世纪初期派了两个公使团，尝试澄清自利玛窦以来因中国人拜祖及祭孔所引起的纷扰不断的神学争辩。
1707303094
1707303095
这许许多多的使节团，虽然都来自西方的主权独立国家，在面对中国皇帝时，仍然必须遵守繁冗的觐见仪式——其中包括九次匍匐在地的叩头，以及许多自贬的话——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番邦进入中土必经的程序。虽然西方国家才就主权独立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模式获得协定，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不知不觉间他们竟满足了清廷自以为是的优越感。[2]
1707303096
1707303097
尽管有此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整体而言，使节团还是使西方接触到大量全新有关中国的信息，而讨论的议题也因此有了重大的改变：由以宣教为重心转为务实性的报道，有些直言不讳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
上一页 ]
[ :1.7073030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