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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13 伊斯梅洛夫使节团扮演了一个角色,其实有助于扩展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这还多亏使节团成员里头出现的一位苏格兰籍年轻医师约翰·贝尔(John Bell)。贝尔兴趣广泛且活力充沛,1714年由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前往俄国,希望在沙皇彼得的宫廷里试试运气。不旋踵,他受派跟随一个俄国使节团展开前往波斯的漫长旅程。回国后,他得知伊斯梅洛夫即将启程赴北京,于是再度申请担任随团医师,又一次受到录用。[9]贝尔的文字大不同于前人,传统上,不论明示或暗喻,有关中国的描述都从天主教的观点出发。但如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已不具吸引力,政府组织结构也不是重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有探索意味、具人道精神甚至质疑的文字,完全合乎当时理性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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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15 皮方济神父在谈论宫廷宴会时,虽然兼具了评论性及诙谐性,但却并未尝试对这一经验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反观约翰·贝尔,在同样场景下,他不只谈论一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更进一步加以解释。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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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17 我不得不留意到此地人杀羊的非常手段。他们在两根肋骨之间以刀子开一个口,把手伸进其中,挤压心脏直到其死亡;这么一来,所有血液都可留在体内。等羊一死,饿得等不及的人不待清理,就将胸肉、臀肉连同羊毛一起割下,放到炭火上烧烤,接着将烧焦的羊毛刮下,大啖一番。根据我个人经验,即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没一丝怪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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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19 由于和俄国使节团同行,由圣彼得堡前往北京,贝尔走的是陆路;一般西方人则惯走海路,自福州或广东进入中国。因此他对目的地的第一印象是,“著名的城墙,在群山顶上绵延不绝,直向东北。团里有人大叫‘陆地’,好像我们一直在海上漂行般……城墙从一处高岗伸展至另一处高岗,中间穿插着方形的哨亭,即使从这个距离看来,也是慑人的宏伟”。有了亲眼目睹的经验后,他对中国的好感更加深了一层。“我们好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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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21 我们的通道紧挨一条小溪的南岸,溪中满是大石,都是雨天自岩壁上剥落下来的。山崖上点点茅屋散布,间杂着零星耕地,仿佛中国瓷器或其他艺术品上人物山水画再现。许多欧洲人也许会以为这些都是幻想,其实一切都是真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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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23 由于当时正时兴细部观察,贝尔的注意力因此遍及每一件琐事。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还是贸易买卖,或是处理疑难杂症的灵思巧手,都让贝尔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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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25 在村子里,我的落脚处正是一位厨师的家,这使我有机会观察到这些人的灵巧,即使小事也不例外。我到房东店里去看他,见到六只壶子在案上一字排开,每个壶下都有个开口,以接受小树枝、干草燃烧出的火力。他只要一拉皮带,一对风箱就开始抽动,所有的壶顷刻间便沸腾了。这些壶都很薄,由铸铁造成,内外均极平滑。大城市附近燃料有限,迫使人们想出了最经济的烹调方法,还可为长达两个月的寒冬增添温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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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27 在细部描写上,皇帝和厨子得到等量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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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29 皇帝跷着二郎腿,坐在御座上。他穿着一件短短宽大的貂皮外衣,皮毛翻在外面,间杂着羊皮条纹。里面则穿着黄丝长袍,绣着五爪金龙;这身穿着除了皇室,无人可以尝试。他头上戴着瓜皮帽,以黑狐皮制成,帽顶上有一粒巨大华美的梨形珍珠,配上垂于其下的红丝流苏,就是我所见到这位君主的仅有饰品了。御椅也极简单,以木头制成,但是做工精细,距离地面浅浅的五阶,四周开阔,左右各有一巨大黑色亮漆屏风挡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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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31 伊斯梅洛夫曾积极运作,希望自己不用向康熙叩头,但由于中国礼仪官冥顽不灵,他还是被迫作了让步。贝尔记述此事时,既无怨怼,亦无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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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33 礼仪官带着大使回来,接着命令全体下跪,向皇帝深深鞠躬九次。每鞠躬三次,就得站起来,然后再跪下。我们虽然费尽心力,希望免去这道仪式,却徒劳无功。礼仪官站在一侧,以鞑靼话发号施令,分别是磨固(morgu)和波士(boss),第一个词是鞠躬的意思,第二个词则表示起立,两个词都让我久久难以忘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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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35 虽然有这种不快经验,贝尔对康熙帝的崇敬并未稍减,他写道:“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都非常和蔼可亲。虽然他年近七十,在位也已六十年,判断力却仍健全,思虑也仍周到;在我看来,他比许多皇子都还要精力充沛。”[15]贝尔并没有因为叩头经历而羞愤难安,正因如此,他文字里才出现了一些新意境,虽然令人意外,却透露了他的自信。因为“和蔼可亲”这四个字,绝不是贝尔之前的朝觐者在正常情况下用来形容中国皇帝的字眼,但是自贝尔嘴中说来,却非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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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37 就在进宫朝觐历经叩拜仪式之后,贝尔和使节团其他成员旋即应邀赶赴第九皇子的款宴。当天除了晚宴,还有戏曲表演、特技演出以及声光效果极佳的舞台布置。贝尔再次细心观察,并首次让我们理解到,中国人也开始兴致勃勃地装扮成西方人了;原来看戏的竟成了被看的。晚宴近尾声时,皇子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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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39 几出喜闹剧,虽然有语言障碍,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趣。最后上台的,是一位欧洲绅士:衣冠楚楚,服饰缀满金银蕾丝。他脱下帽子,向所有过往的人深深致意。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中国人做出这个滑稽动作时多么可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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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41 显然,这位中国演员把西方人的滑稽样子表现得非常传神,为了不让客人“受到冒犯”,皇子挥挥手遣下了演员。除去这个嘲弄事件,中国的小丑、特技表演、杂耍艺人都深深吸引着贝尔:“我深信,论到技巧纯熟、花样繁多,很少人能和中国人并驾齐驱,遑论超越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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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43 在皇子家中看表演时,贝尔曾质疑,这些迷人的演员到底是女人,还是由男童或少年改扮的;他始终不得其解。不过在大街上,首次出使地为伊斯兰教波斯的贝尔却发现,北京女人在观看使节团行进时,“不戴面纱”。[18]等他更深入了解北京后,他写道:“在多数店里,无论男女都不戴面纱。他们非常殷勤,每个店家都会奉一盘茶给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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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45 有一次,类似的殷勤却变得有些尴尬。在北京,有一位热情的“中国朋友”招待他们大吃一顿,最后,贝尔说,“他握住我的手,要求我让大使先回去,我则继续留下,并说我可以从他的妻妾及女儿中挑选一位最中意的,他要馈赠予我。对于这位朋友的慷慨,我只能敬谢不敏,毕竟,这种赠与我自觉不好接受”。[20]其实贝尔当时仍未婚(多年后,他娶一俄国女子为妻,并相偕回到祖国苏格兰)。尽管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贝尔其实很喜欢中国女人。他认为她们,“除了美貌,还有许多优点。她们非常干净,服饰简朴。她们双眼漆黑,眼睛极小,一笑起来就不见了。她们的头发亮如黑玉,在头顶上整齐地盘成一个髻,饰以自制的人造花,看来真是悦目。其中较美的女子,因为较少风吹日晒,面色极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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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47 犹如众多前辈,贝尔指出,“女孩子一进入这个世界,双足就须用布条紧紧缠起,布条会视情况更换,以防双足长大”,不过他对缠足的看法,却让这个饱受评论的习俗再一次受到曲解:“无论什么阶层的妇女,几乎都待在家里。袖珍双足使她们无法走远路,也使她们的闺中岁月,不会太难忍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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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49 如果那些“较美”的女子——也许包括朋友提议做他新娘的那位——面容白皙,那么对贝尔而言,其他女子就“偏向橄榄色”。这些妇女“会为自己添加一些红、白色调,妆点恰如其分”。[23]虽然贝尔沉痛指出,他接着要谈的事完全是道听途说,很显然,他对北京的下层社会其实知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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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51 不难想象,在这种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必有许多无所事事的男女;不过较之其他类似的大城市,甚至规模小得多的城市,这种人在北京已经算少了。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莺乱窜,政府在城郊规划了特定地区作为妓女接客之处。这些妓女皆由房东管辖,不得离开妓院到处乱逛。据我所知,这些妓女各有套房,在房间门外,有以工整字体书写成的个人价码、容貌、特质,而价钱则由男客亲手付清。总而言之,这些交易都在房室内安静地进行,而不会搞得四邻不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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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53 虽然一些十六世纪观察家,像利玛窦,曾讨论北京的男妓,贝尔却未对此加以评论。也许自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的清规戒律较严的满洲人,即已强力禁止这种行为,或将他们驱散了。不过西方人的心态,此时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套句贝尔的话,他们认为中国男人“游手好闲兼娘娘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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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55 贝尔对中国的评论,整体而言,相当正面,而且似乎认为,中国深具贸易及外交潜力。中国人做生意时,“很诚实,并奉荣誉和公平为圭臬”。也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性喜欺诈,善耍花招”,但那也是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欧洲人多善此道”。由于中文为单音节,贝尔认为,要学会基础中文以应付日常会话“并不困难”。不过他承认,“若想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程度,就得勤下工夫,还得有相当天赋”。无论是茶叶、蚕丝、锦缎、瓷器或棉花,贸易机会均极佳,因为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有始有终,耐心极佳,值得赞扬”。至于军事侵略,最好免谈。“若想征服中国,我想只有一个国家可能有此能耐,”贝尔得出结论说道,“那就是俄国。”尽管中国偏居世界一隅,贝尔认为,从东南海域进攻中国也许不失为良策,但是欧洲君主实在没必要“自寻烦恼,去打搅这个既强大又好与邻为善的民族,更何况他们一向乐天知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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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57 由贝尔充满赞美之词的评论观之,我们实在不必太过意外,他回到祖国苏格兰多年后,邻居仍可见他穿着购自中国的袍子,在下过雨的郊外骑马奔驰。他的回忆录一直是众所期待的焦点,到了1763年正式发行时,由许多知名人士争相预订的情形即可知其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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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59 乔治·安生(George Anson)准将1743年访问中国,他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印象,却和贝尔有着一百八十度的差距。不过安生的到访,本质上和贝尔截然不同。贝尔是平民出身,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在中国的首都担任高级官员的随员,对于大舞台上的变动毫无个人责任。反观安生,来自有权势、有关系的家庭——他有一个叔叔是英国首席法官——须保障船队官兵安全;还要确定新近掳获的西班牙大帆船不受损伤,毕竟他还能从该船分得五十万英镑。更何况,中国并不欢迎安生这种来自海上的访客,反观贝尔的光临,则是正式被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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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3161 乔治·安生正代表了急速扩张中独断独行的大英帝国,不仅自信、好战,而且欺负弱小,急于求进。当时他担任皇家军舰“百夫长号”(Centurion)指挥官,该舰有六十门大炮,但是却出师不利。在航经好望角时,船队中六艘船竟损失了三艘,而从英国出发的961名船上人员,在抵达广东寻求避风港时只剩下335人。他在1743年6月20日,截获了从阿卡普尔科出航准备回返马尼拉的大帆船,虽然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战,“百夫长号”却身受重创,无法航行。因此,当他拖着战利品于7月14日临近广东时,他还以为麻烦已经结束了。孰料,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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