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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洛夫使节团扮演了一个角色，其实有助于扩展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这还多亏使节团成员里头出现的一位苏格兰籍年轻医师约翰·贝尔（John Bell）。贝尔兴趣广泛且活力充沛，1714年由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前往俄国，希望在沙皇彼得的宫廷里试试运气。不旋踵，他受派跟随一个俄国使节团展开前往波斯的漫长旅程。回国后，他得知伊斯梅洛夫即将启程赴北京，于是再度申请担任随团医师，又一次受到录用。[9]贝尔的文字大不同于前人，传统上，不论明示或暗喻，有关中国的描述都从天主教的观点出发。但如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已不具吸引力，政府组织结构也不是重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有探索意味、具人道精神甚至质疑的文字，完全合乎当时理性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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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方济神父在谈论宫廷宴会时，虽然兼具了评论性及诙谐性，但却并未尝试对这一经验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反观约翰·贝尔，在同样场景下，他不只谈论一些令人反感的事情，更进一步加以解释。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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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留意到此地人杀羊的非常手段。他们在两根肋骨之间以刀子开一个口，把手伸进其中，挤压心脏直到其死亡；这么一来，所有血液都可留在体内。等羊一死，饿得等不及的人不待清理，就将胸肉、臀肉连同羊毛一起割下，放到炭火上烧烤，接着将烧焦的羊毛刮下，大啖一番。根据我个人经验，即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没一丝怪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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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俄国使节团同行，由圣彼得堡前往北京，贝尔走的是陆路；一般西方人则惯走海路，自福州或广东进入中国。因此他对目的地的第一印象是，“著名的城墙，在群山顶上绵延不绝，直向东北。团里有人大叫‘陆地’，好像我们一直在海上漂行般……城墙从一处高岗伸展至另一处高岗，中间穿插着方形的哨亭，即使从这个距离看来，也是慑人的宏伟”。有了亲眼目睹的经验后，他对中国的好感更加深了一层。“我们好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贝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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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通道紧挨一条小溪的南岸，溪中满是大石，都是雨天自岩壁上剥落下来的。山崖上点点茅屋散布，间杂着零星耕地，仿佛中国瓷器或其他艺术品上人物山水画再现。许多欧洲人也许会以为这些都是幻想，其实一切都是真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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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正时兴细部观察，贝尔的注意力因此遍及每一件琐事。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还是贸易买卖，或是处理疑难杂症的灵思巧手，都让贝尔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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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子里，我的落脚处正是一位厨师的家，这使我有机会观察到这些人的灵巧，即使小事也不例外。我到房东店里去看他，见到六只壶子在案上一字排开，每个壶下都有个开口，以接受小树枝、干草燃烧出的火力。他只要一拉皮带，一对风箱就开始抽动，所有的壶顷刻间便沸腾了。这些壶都很薄，由铸铁造成，内外均极平滑。大城市附近燃料有限，迫使人们想出了最经济的烹调方法，还可为长达两个月的寒冬增添温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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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部描写上，皇帝和厨子得到等量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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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跷着二郎腿，坐在御座上。他穿着一件短短宽大的貂皮外衣，皮毛翻在外面，间杂着羊皮条纹。里面则穿着黄丝长袍，绣着五爪金龙；这身穿着除了皇室，无人可以尝试。他头上戴着瓜皮帽，以黑狐皮制成，帽顶上有一粒巨大华美的梨形珍珠，配上垂于其下的红丝流苏，就是我所见到这位君主的仅有饰品了。御椅也极简单，以木头制成，但是做工精细，距离地面浅浅的五阶，四周开阔，左右各有一巨大黑色亮漆屏风挡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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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洛夫曾积极运作，希望自己不用向康熙叩头，但由于中国礼仪官冥顽不灵，他还是被迫作了让步。贝尔记述此事时，既无怨怼，亦无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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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官带着大使回来，接着命令全体下跪，向皇帝深深鞠躬九次。每鞠躬三次，就得站起来，然后再跪下。我们虽然费尽心力，希望免去这道仪式，却徒劳无功。礼仪官站在一侧，以鞑靼话发号施令，分别是磨固（morgu）和波士（boss），第一个词是鞠躬的意思，第二个词则表示起立，两个词都让我久久难以忘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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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这种不快经验，贝尔对康熙帝的崇敬并未稍减，他写道：“我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都非常和蔼可亲。虽然他年近七十，在位也已六十年，判断力却仍健全，思虑也仍周到；在我看来，他比许多皇子都还要精力充沛。”[15]贝尔并没有因为叩头经历而羞愤难安，正因如此，他文字里才出现了一些新意境，虽然令人意外，却透露了他的自信。因为“和蔼可亲”这四个字，绝不是贝尔之前的朝觐者在正常情况下用来形容中国皇帝的字眼，但是自贝尔嘴中说来，却非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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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进宫朝觐历经叩拜仪式之后，贝尔和使节团其他成员旋即应邀赶赴第九皇子的款宴。当天除了晚宴，还有戏曲表演、特技演出以及声光效果极佳的舞台布置。贝尔再次细心观察，并首次让我们理解到，中国人也开始兴致勃勃地装扮成西方人了；原来看戏的竟成了被看的。晚宴近尾声时，皇子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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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出喜闹剧，虽然有语言障碍，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趣。最后上台的，是一位欧洲绅士：衣冠楚楚，服饰缀满金银蕾丝。他脱下帽子，向所有过往的人深深致意。我必须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中国人做出这个滑稽动作时多么可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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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位中国演员把西方人的滑稽样子表现得非常传神，为了不让客人“受到冒犯”，皇子挥挥手遣下了演员。除去这个嘲弄事件，中国的小丑、特技表演、杂耍艺人都深深吸引着贝尔：“我深信，论到技巧纯熟、花样繁多，很少人能和中国人并驾齐驱，遑论超越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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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子家中看表演时，贝尔曾质疑，这些迷人的演员到底是女人，还是由男童或少年改扮的；他始终不得其解。不过在大街上，首次出使地为伊斯兰教波斯的贝尔却发现，北京女人在观看使节团行进时，“不戴面纱”。[18]等他更深入了解北京后，他写道：“在多数店里，无论男女都不戴面纱。他们非常殷勤，每个店家都会奉一盘茶给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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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类似的殷勤却变得有些尴尬。在北京，有一位热情的“中国朋友”招待他们大吃一顿，最后，贝尔说，“他握住我的手，要求我让大使先回去，我则继续留下，并说我可以从他的妻妾及女儿中挑选一位最中意的，他要馈赠予我。对于这位朋友的慷慨，我只能敬谢不敏，毕竟，这种赠与我自觉不好接受”。[20]其实贝尔当时仍未婚（多年后，他娶一俄国女子为妻，并相偕回到祖国苏格兰）。尽管拒绝了朋友的好意，贝尔其实很喜欢中国女人。他认为她们，“除了美貌，还有许多优点。她们非常干净，服饰简朴。她们双眼漆黑，眼睛极小，一笑起来就不见了。她们的头发亮如黑玉，在头顶上整齐地盘成一个髻，饰以自制的人造花，看来真是悦目。其中较美的女子，因为较少风吹日晒，面色极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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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众多前辈，贝尔指出，“女孩子一进入这个世界，双足就须用布条紧紧缠起，布条会视情况更换，以防双足长大”，不过他对缠足的看法，却让这个饱受评论的习俗再一次受到曲解：“无论什么阶层的妇女，几乎都待在家里。袖珍双足使她们无法走远路，也使她们的闺中岁月，不会太难忍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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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较美”的女子——也许包括朋友提议做他新娘的那位——面容白皙，那么对贝尔而言，其他女子就“偏向橄榄色”。这些妇女“会为自己添加一些红、白色调，妆点恰如其分”。[23]虽然贝尔沉痛指出，他接着要谈的事完全是道听途说，很显然，他对北京的下层社会其实知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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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在这种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必有许多无所事事的男女；不过较之其他类似的大城市，甚至规模小得多的城市，这种人在北京已经算少了。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莺乱窜，政府在城郊规划了特定地区作为妓女接客之处。这些妓女皆由房东管辖，不得离开妓院到处乱逛。据我所知，这些妓女各有套房，在房间门外，有以工整字体书写成的个人价码、容貌、特质，而价钱则由男客亲手付清。总而言之，这些交易都在房室内安静地进行，而不会搞得四邻不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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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十六世纪观察家，像利玛窦，曾讨论北京的男妓，贝尔却未对此加以评论。也许自1644年入主中原之后的清规戒律较严的满洲人，即已强力禁止这种行为，或将他们驱散了。不过西方人的心态，此时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套句贝尔的话，他们认为中国男人“游手好闲兼娘娘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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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对中国的评论，整体而言，相当正面，而且似乎认为，中国深具贸易及外交潜力。中国人做生意时，“很诚实，并奉荣誉和公平为圭臬”。也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性喜欺诈，善耍花招”，但那也是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欧洲人多善此道”。由于中文为单音节，贝尔认为，要学会基础中文以应付日常会话“并不困难”。不过他承认，“若想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程度，就得勤下工夫，还得有相当天赋”。无论是茶叶、蚕丝、锦缎、瓷器或棉花，贸易机会均极佳，因为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有始有终，耐心极佳，值得赞扬”。至于军事侵略，最好免谈。“若想征服中国，我想只有一个国家可能有此能耐，”贝尔得出结论说道，“那就是俄国。”尽管中国偏居世界一隅，贝尔认为，从东南海域进攻中国也许不失为良策，但是欧洲君主实在没必要“自寻烦恼，去打搅这个既强大又好与邻为善的民族，更何况他们一向乐天知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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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贝尔充满赞美之词的评论观之，我们实在不必太过意外，他回到祖国苏格兰多年后，邻居仍可见他穿着购自中国的袍子，在下过雨的郊外骑马奔驰。他的回忆录一直是众所期待的焦点，到了1763年正式发行时，由许多知名人士争相预订的情形即可知其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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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安生（George Anson）准将1743年访问中国，他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印象，却和贝尔有着一百八十度的差距。不过安生的到访，本质上和贝尔截然不同。贝尔是平民出身，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在中国的首都担任高级官员的随员，对于大舞台上的变动毫无个人责任。反观安生，来自有权势、有关系的家庭——他有一个叔叔是英国首席法官——须保障船队官兵安全；还要确定新近掳获的西班牙大帆船不受损伤，毕竟他还能从该船分得五十万英镑。更何况，中国并不欢迎安生这种来自海上的访客，反观贝尔的光临，则是正式被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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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安生正代表了急速扩张中独断独行的大英帝国，不仅自信、好战，而且欺负弱小，急于求进。当时他担任皇家军舰“百夫长号”（Centurion）指挥官，该舰有六十门大炮，但是却出师不利。在航经好望角时，船队中六艘船竟损失了三艘，而从英国出发的961名船上人员，在抵达广东寻求避风港时只剩下335人。他在1743年6月20日，截获了从阿卡普尔科出航准备回返马尼拉的大帆船，虽然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战，“百夫长号”却身受重创，无法航行。因此，当他拖着战利品于7月14日临近广东时，他还以为麻烦已经结束了。孰料，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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