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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上，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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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上，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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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同上，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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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同上，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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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同上，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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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上，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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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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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曲折离奇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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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 F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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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的外交任务，几乎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这点适足以折射出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当时出现的名词“中国风”（Chinoiserie），指的正是强调华美装饰的洛可可风格。这种风格，模仿中国文化、艺术中的柔美梦幻色彩，表现在许多生活层面上：壁纸、柳条盘子、壁炉台、木头檐口、格子框架、家具、亭子、宝塔，以及最重要的园艺。无论是凡尔赛宫严谨的几何图案设计，还是由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位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海军医院，均由于大量运用直角及直线，产生了一种悠闲的轻松感，也就是当时人眼中的中国风味，并由于空间隐秘，处处隐藏玄机，更带出了特别的亲密感。马戛尔尼在其谈论中国的日记末尾，以一段话总结了这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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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艺师是大自然的画家，虽然缺乏透视训练，却能利用距离远近营造最佳视觉效果。他们或是拉远，或是压低园内景物，根据植物的形体数量将其安前或置后，以树木的明度对照树丛的暗度，并以强烈色彩的震撼感配上简单设计的柔和感，或根本不作任何装饰来凸显建筑的不同层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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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这段文字指出，随着习惯及品味的改变，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了。推动法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情绪，若非复兴了传统观念，就是在哥特式的礼赞下，全然摒弃了传统及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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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早期，能够开风气之先见证中国风格的人，包括英国日记体作家约翰·艾弗林（John Evelyn）。艾弗林1684年6月22日写道，“一位名叫汤生的耶稣会士”，让他看了一些“由日本及中国耶稣会士寄来的珍品”，它们的目的地虽为巴黎，但是因为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运送，因此当时暂置伦敦。艾弗林表示，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他的珍品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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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醒目的是巨大的犀牛角以及金碧辉煌的背心。那背心以金线编织刺绣，颜色鲜活，既优雅又活泼，欧洲压根儿见不到。还有一条镶着各式珍贵宝石的腰带和锐利到不能碰的匕首，刀刃的金属光泽也不是我们常见的，偏淡偏青。至于扇子，倒像是此地女士们惯用的样式，只是大得多，有个雕琢精美的长柄，扇面上则布满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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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弗林表示，有些物品几乎让人误以为直接来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乌托邦的小说《新亚特兰提斯》（New Atlantis），其中又以闪亮的黄色羊皮纸为最。但是在这些珍奇而雅致的物品之外，还有另一批神秘又邪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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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有山水风景、神像、圣人、毒蛇的印刷品，造形恐怖邪门，都是他们膜拜的对象；还有人物和乡村，画在玻璃般透明的棉布上，相当罕见；另外就是花卉、树木、野兽、飞鸟等，精细自然地画在丝般的材质上。至于各式各样的药剂，根本不是我们的药师和医生所能调配。特别是其中一种药，耶稣会士称为“拉泰格迪”（Lac Tygridis），样子像菌菇，却有金属般的重量，看起来又像某种物质的凝结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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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弗林所认识曾经去过中国的西方旅行家中，至少有一个人喜欢装扮得像“东方人”以接待访客，他们之中有些人喜欢说有趣的中国故事给艾弗林听，还有人会展示刚得到的“绘有中国人生活方式及乡村风光的山水屏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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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艾弗林的珍品清单、喜爱穿着东方长袍的英国人，还是登堂入室进入英国坚实乡村庄院的中国山水画，其实都是许多英国人绝对排斥的对象，特别是那些自诩为传统中产阶级美德的守护者。他们眼见斯图亚特宫廷道德低落，早已感觉简朴生活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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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时，中国正慢慢地渗入英国人的生活。莎士比亚并未顺应此趋势，他只在作品中两次简单提到“契丹人”，而且态度都很轻蔑。[4]在弗兰西斯·葛德文（Francis Godwin）1618年的社会讽刺剧《月球上的人》（Man in the Moone）中，勇敢的太空人回到地球时，降落地点正是中国，他并受到慷慨、好奇、聪明的中国人款待。十七世纪中期，弥尔顿（Milton）的作品显示，他对中国的准确位置及历史缺乏明确概念。以《失乐园》（Paradise Lost）为例，亚当从乐园中最高的山上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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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盛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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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汗八里（Cambalu）的城墙，契丹汗的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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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至帕金（Paquin），中国王的领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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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Cambalu 就是马可波罗昵称的Kambalik，而帕金亦即北京。由字面上看，亚当的目光其实一直在同一个城市里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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