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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宾逊与几名同伴意外漂流至中国南方海岸后，他们开始往内陆出发，并对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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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花了十天工夫抵达南京，那确是值得参观的城市。据说城内有一百万人，我却不太相信。城内兴建得当，街道笔直，相互以直线交错，使得城市图的绘制极为容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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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的长篇谩骂立刻将此第一印象破坏无遗。所有与中国有关原本正面的事，全都成了负面，而所有负面的事则更加不堪了。笛福是这么写给英国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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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将这个国家里可怜的人们和我们自己相比时，我必须指出，无论是布料、生活方式、政府、宗教、财富，甚至所谓的荣誉，根本不值一提，不值一写，也不值读者们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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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欧洲的宫廷和皇室建筑，他们的房舍算什么呢？较之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的四海通商，他们的贸易算什么呢？较之我们城市里的财富、气势、轻便的服装、华美的家具、无穷的变化，他们的城市算什么呢？较之我们的航运、商船队、强大的海军，他们港口上寥寥可数的破铜烂铁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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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佩雷拉以来，西方报告都会将中国羸弱的军队拿出来做文章。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笛福这样彻底诋毁中国，而且还能找到大量资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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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过了海军，要谈谈他们的陆军。他们整个王朝虽然可以募集出二百万战士，但是除了毁掉国家并饿坏自己外，这些军人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他们打算围攻佛兰德斯（Flanders）内的坚固城池，或与训练有素的军队交战，只消一纵队的德国铠甲兵或法国骑兵，就可以将他们完全歼灭；在我们一支严阵以待、守备精实的步兵面前，他们纵有一百万人，纵以二十比一的比例出现，也是枉然：不，我绝非吹嘘，我相信三万德国或英国步兵，甚至一万法国骑兵，就可轻易击败所有中国部队……不错，他们有军火，但都是一些落伍、不灵光的玩意；他们有火药，但是毫无威力；他们在战场上没有纪律，不懂运用双臂，不善攻击，也不知撤退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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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笛福而言，这种结果其实是真实与想象脱节使然。诚如他借用鲁宾逊之口指出：“我必须指出，当我回家并听到大家谈论中国的种种美好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人们传述中国的伟大、富饶、光荣、宏伟、贸易，事实上，中国人不过是一堆贱骨头、一群愚民、龌龊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管理这种民族的政府之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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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简短而耸动的段落里，笛福文中的鲁宾逊将中国所谓的学者斥为“粗鄙、可笑地无知”，甚至认为在与欧洲相比较后，其农民的“耕种技巧，不完美、无能”。在愤世嫉俗的情绪下，笛福不仅贬抑了中国农民的勤劳，更过度夸赞了英国农牧业的兴旺，而此一观点就要在他即将于1724年面世的新书中揭露。这本名为《大英帝国全岛游》（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的书，距离前面一本同样哗众取宠的书《瘟疫年之志》（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才不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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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笛福不满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们完全不理解，除了军事，西方在许多其他领域也远远凌驾于中国。他认为“特别荒谬”的是“他们除了自己，谁都瞧不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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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鲁宾逊与一名中国统治精英的不期而遇，笛福彻底表达了他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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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骑马进来的样子，简直是堂吉诃德再现，浑身充满了浮华与贫窘。这位油污满身的唐是个脏胚子，身上的外套明白昭示了一个驴蛋的俗丽与暴发，比如说悬着的袖子、流苏以及到处可见的开口和衩子。他在衣服上覆着一件针织背心，脏得像屠夫的外衣，说明了他散漫的个性。他的马又瘦又可怜，更因为饿坏了而举步蹒跚，这种马在英国只值三四十先令。他还有两个奴隶步行跟着他，一边赶着那可怜的畜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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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认为，这个中国男人的饮食习惯和家庭生活，就和他的旅游方式一样无耻下流。为了强调这点，笛福再次夸张地描绘他的主角，指出了他和英国中产阶级完全背道而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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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慢慢接近这位大人物的乡间居所，见他正在门前一块小地方用餐……他坐在一棵树下，那树看起来像矮棕榈，树荫遮住他整个头以及他朝南的身子；树下同时摆了一把大伞，使他身体的另一部分也不会受到曝晒。他懒洋洋坐在一张扶手大椅上，身型肥胖。两名女仆将肉送到他面前，另有两名女仆在他身旁服侍，我相信，欧洲绅士中很少有人会接受这种服侍的。一名女仆拿着汤匙喂这位乡绅，另一名则一手端盘，一手拂去落在他胡子及衣服上的碎屑。这个大怪物根本不屑于这些举手之劳的事，这些连贵如君王都宁可自己做而不愿假手仆人笨拙双手的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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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得以写出这段文字，也许真有其消息渠道，也许全凭自己想象，无论如何，字句间颇有十四世纪约翰·曼德维尔文章的影子——描述可汗治下一位富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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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人生活真享受。五十位少女伺候他吃饭、睡觉，任他随心所欲差遣。他坐下用餐时，她们端上肉，一次就是五盘，一边端肉一边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们在他面前将肉切好，送至他口中，好像他是孩子一样。他的双手不切割任何东西，不碰任何东西，只静静地摆在面前桌上……等他吃腻了头五道菜，她们再端上五道，一边仍唱着歌。整个用餐过程就这样持续着。这位大人就这么过着日子，完全照着他祖先的方式，而他的儿孙也会继续下去。他们每天除了喂饱肚皮，什么事也不做，只为了肉体享乐而活，就像猪栏里的猪一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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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波罗、平托、利玛窦还是闵明我，每一位旅行家都会想尽办法详述旅游中国的路线，而且无论用的是哪一种方式，他们都尽可能将经过的中国城市及省份名称拼出来。笛福笔下的鲁宾逊却不这么做，他只随便编了个理由，就将读者搪塞过去了。他表示，当他自一条小河浅水处过河时，跌下了马，并浸透了全身：“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我的笔记本全湿了，而里面正记载了许多的人名及地名。不小心的结果是，纸页全糊了，所有的字也无法辨读。里面全都是我这次行程造访过的地方，真是损失惨重。”[15]如此信口谈论一本折损了的笔记本，对他根本毫无损失可言，因为鲁宾逊早已深感不耐，恨不得早点离开中国，一辈子再也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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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后几段谩骂后，这篇尖酸刻薄的文章总算结束了。他说，中国浮华的“陶瓷建筑”，除了“奇特”，根本一无可取。长城也许“工程浩大”，却“毫无意义”，因为当地“巨石嶙峋，根本无法通行，而且峭壁高耸，敌人不可能上得来。如果他们爬得上来，那么再高的墙也挡不住他们的”。鲁宾逊除了指称长城“没有意义”，还表示，只要愿意，英国工程师只需“十天，就可将其拆毁”，不在当地“留下任何痕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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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二十年后的安生，笛福也是利用中国负面的例子赞美他的祖国英国。然而这种慷慨激昂的论调却与当时的社会趋势背道而驰。当时的主流是，借着亚洲的优点彰显西方社会内在的弊病。在所有主题曾涉及中国的此类小说中，约翰·曼德维尔的书为其中的第一部；他以遥远的异国社会的一些例子，批评当时十四世纪中期基督教价值观的缺点。曼德维尔设计了一个场景，让书中的叙述者和“法语流利”又友善的苏丹进行“私人对话”，借着这种对话，曼德维尔表达了他自己反传统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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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们全部离开了，他问我，在我们国家里基督徒如何管理自己。我回答：“王啊，管理得很好——感谢主。”他则说：“不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你们的教士并没有过着他们应该过的生活，因此他们没有正确地侍奉主。他们应该树立榜样，让比他们无知的人了解适当的生活方式，他们却正好相反，立了所有最坏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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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谓的基督教社会之所以出现负面的例子，完全是因为这个社会里充满了好吃、好喝的好像“无理性的野兽”般好打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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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习惯于互相欺骗，并喜欢发伪誓。更糟糕的是，他们极端自负与虚荣，从来都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有时候他们穿着短装，有时候长装，有时候宽大，有时候合身。你应该效法你信仰的基督：单纯、温顺、真诚、乐善好施。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基督徒太傲慢、太善妒、太好吃、太好色，最严重的是，太贪婪，他们会为了一点银两将自己的女儿、姊妹，甚至妻子，转让给觊觎她们的男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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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虚构技巧，在十六世纪的乌托邦小说中变得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正式确立乌托邦小说的地位）、约翰·艾弗林曾提过的弗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以及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就在笛福仓促将其有关中国的负面评论付印时，孟德斯鸠在法国也正在撰写《波斯人信札》（The Persian Letters），并在1721年出版后，立刻大为畅销。孟德斯鸠在书中，采用了曼德维尔模式，塑造了两名中东访客，针对法国社会的荒谬现象予以坦白批判。孟德斯鸠同时也从自己阅读过的大量读物中攫取资料，尽可能翔实地呈现中东社会。[18]几年之间，其他法国作家开始引用中国而非中东，作为批判自我文化的借镜。而在英国，正在力争上游的自由投稿作家奥利佛·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也决定从同一个宝藏内挖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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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到奥利佛·戈德史密斯，就不像是亲中势力里新的一员。他对中国、中国人、中国事物及哲学的反感，使人较容易将他和笛福联想到一块。戈德史密斯1728年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并设法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随后，他遇上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错过了原本要搭乘前往美洲殖民地试运气的船只，赌光了好心的亲戚们合资凑给他研读法律的金钱，他于是决定加入爱尔兰人大量外迁的移民潮。他首站到了苏格兰，在爱丁堡念医学，接着他计划前往欧洲大陆，却因为误会在纽卡斯尔（Newcastle）遭逮捕，并因此错过了前往欧陆的船只。到了1750年代末期，在医生资格考试失败后，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写作专栏文章与评论，勉强糊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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