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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虚构技巧，在十六世纪的乌托邦小说中变得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正式确立乌托邦小说的地位）、约翰·艾弗林曾提过的弗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以及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就在笛福仓促将其有关中国的负面评论付印时，孟德斯鸠在法国也正在撰写《波斯人信札》（The Persian Letters），并在1721年出版后，立刻大为畅销。孟德斯鸠在书中，采用了曼德维尔模式，塑造了两名中东访客，针对法国社会的荒谬现象予以坦白批判。孟德斯鸠同时也从自己阅读过的大量读物中攫取资料，尽可能翔实地呈现中东社会。[18]几年之间，其他法国作家开始引用中国而非中东，作为批判自我文化的借镜。而在英国，正在力争上游的自由投稿作家奥利佛·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也决定从同一个宝藏内挖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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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到奥利佛·戈德史密斯，就不像是亲中势力里新的一员。他对中国、中国人、中国事物及哲学的反感，使人较容易将他和笛福联想到一块。戈德史密斯1728年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并设法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随后，他遇上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错过了原本要搭乘前往美洲殖民地试运气的船只，赌光了好心的亲戚们合资凑给他研读法律的金钱，他于是决定加入爱尔兰人大量外迁的移民潮。他首站到了苏格兰，在爱丁堡念医学，接着他计划前往欧洲大陆，却因为误会在纽卡斯尔（Newcastle）遭逮捕，并因此错过了前往欧陆的船只。到了1750年代末期，在医生资格考试失败后，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写作专栏文章与评论，勉强糊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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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专业作家，戈德史密斯一直对文学市场保持敏锐嗅觉，到了1758年8月，根据一封他写给朋友布莱顿的信，他决定写一本有关中国哲学的书。这封信在愉悦中带着嘲讽，正是戈德史密斯此刻心情的写照。他告诉布莱顿，他被绑在命运的转轮上，就像“妓女被绑在陀螺上”，然而早晚有一天，现在嘲笑他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天分”。戈德史密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塑造出笔下的中国人，他曾说“看看我所用的中国名字，就知道我的博学了”，而且他还可以“让中国人像英国人一般讲话”。为了逗朋友们开心，戈德史密斯连他未来的讣文都写好了，那是由中国学者在他死后，为了称颂他的天才而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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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佛·戈德史密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大放异彩。他活到一百零三岁……（在原稿中，此处因毁损而空白）可以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无名，且可能由于与他人混淆，而被遗忘了。他的作品中，世人所知的第一部名为《论现阶段欧洲的文学与品味》，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作品。在书中，他深入探讨学习的本意与学习的谬误。由此他证明了笨蛋不是聪明人，而聪明人事实上就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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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写给布莱顿的信下结语时，戈德史密斯还原成他本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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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停止幻想，看看我自己的未来；正如男孩们常说的，躺在马背上看自己。好了，现在我躺下了，我这个恶根在哪里呢？噢，神啊！神啊！原来是在一间阁楼上，为了面包在爬格子，还有赊欠的牛奶费等着偿还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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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时间，戈德史密斯就开始动笔，以中国为主题，写作支付他阁楼租金的文章了。1759年，戈德史密斯写了第一篇以中国人为主题的文章，是以书评方式讨论一出以中国戏剧《赵氏孤儿》（The Orphan of Chao）为蓝本的新戏。《赵氏孤儿》著于元朝，正是波罗家族在中国探险的年代；不过显然戈德史密斯不知道这点。英文版由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写成，并以威廉·怀特海（William Whitehead）的一首诗作序，目的在歌咏英国人的中国热；该诗似乎有点反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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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罗马到此结束。这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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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尽灯枯，早已失去昔日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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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尝试扭转，却徒劳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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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目睽睽下，我们的光环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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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的诗人乘着巨鹰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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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新的真理，向着光源升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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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中国东域；大胆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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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教诲，传回英伦人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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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接受这远来的真理；就像善模仿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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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游的酋长那里把金色的羊毛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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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的人不仅更加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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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赞美冒险犯难的年轻人，将它们携回巷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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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么高的推崇，戈德史密斯的评论还是相当谨慎；对于有些作家全力支持的古典风格，他还不能完全忘情。他认为，墨菲的作品已失去原著的“平静淡泊”——原著的翻译曾出现在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1735年所写的长达四册的中国史中——因此戈德史密斯自认其评论还优于墨菲的剧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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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的作品，此时完全以中国作为导向，他还开始写作一系列“中国书信”，而其中国主人翁的名字都是他从有关中国的小说或篇章中看来的。[23]这些信件后来集结成了书信体小说，谈论一名中国学者在伦敦的经历，学者之子的冒险经过及其在亚洲发生的真爱。1760至1761年间，这些文章一周两次在《公簿报》（The Public Ledger）上发表，总共九十八篇，极受欢迎。除了这九十八篇文章，戈德史密斯再加上几篇主题不一的论文，于1762年出版了一套分为上下两册的小说。这套书比他单篇的文章更受欢迎，并真正成就了他的文名。接下来几年，他乘胜追击，发表了几本小说，终至巩固了自己大作家的地位。这些书分别为《韦克菲尔德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1766）、长篇叙述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1770）以及戏剧《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1771）。由于一连串的成功，1772年他甚至受委托撰写中国历史。但是他将这份差事交给一位相识不深的朋友，此人写了一本错误百出的书，以致校样稿落入了必须全毁的命运。戈德史密斯死于1774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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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的序言，虽然简短，却把自己对十八世纪中期弥漫中国风的怀疑观点，给出了令人欣赏的叙述。文中，戈德史密斯以一位中国学者书信“编辑”的角色出现，他表示，若论及这位学者的学问及严谨态度，根本没有尺度得以丈量。接着他以诙谐口吻，道出了他采用的比较式议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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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人和我们大同小异。生活品位而非距离，才是决定人类差异的关键。生活在极端不同地带的野人，都有一种共同性格，就是缺乏远见而凶残。反观有文化的国家，无论彼此相隔多远，都采用相似的方法寻求精致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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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间的区隔是很有限的；本书中出现的中国人就因此显得很特别；文中所有的预言和典故都来自东方：我们的作者保存了他们的一板一眼；许多他们重视的道德规范也罗列书中。中国人一向言简意赅，他也是；中国人单纯直接，他也是；中国人严肃而好说教，他也是。但是有一点他们特别相似：中国人大都乏味，他也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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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对中国的道德百思不得其解时，戈德史密斯做了一个梦，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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