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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莱布尼茨花了许多时间想要了解的祭拜仪式，孟德斯鸠表示，中国人混淆了四个重要观念，亦即宗教、法律、风俗及礼仪，否则这四股力量应该可以结合起来，形成社会的道德结构。将四种观念混杂在一起，并通称为仪式，从某种层面来讲，堪称“国家的胜利：年轻人全副精力学习它们，再以一生时间身体力行。夫子们殷殷教授，父母官则据以说教”。由于中文诗书的困难，中国青年学子必须完全埋首其中，相较之下，依据仪式而产生的价值观，就让道德学习显得轻而易举了。它们也让中国社会出现一种虚假的绵延性，因为即使征服了中国的土地及军队，也无法征服仪式中的四种要素。“不是征服者必须改变，就是被征服者必须改变，但是在中国，征服者永远是改变的一方。因为征服者的习惯不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风俗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不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征服者自己慢慢融入被征服者的社会，自然较改变被征服者来得容易。”同样，基督教传教士在尝试说服中国人皈信时，也遭遇了和军事征服者一样的困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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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孟德斯鸠同一时代，但是年轻几岁的伏尔泰，对中国的价值观就没有前者那么好批判。在他写于1758—1759年间的幽默机智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伏尔泰曾嘲笑莱布尼茨的过度乐观，认为在中国这块桃花源里，一切美梦都可成真。其实当他自小随耶稣会教师读书开始，伏尔泰就已浸淫在中国的道德篇章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之天生良善的种种礼赞中。后来借着本身的聪明才智，伏尔泰才将这些礼赞从教士添加的宗教背景中隔离出来，并指出，非基督教的中国能有这种道德观正说明了道德本身的相对性，他还强烈反对基督教道德输出的论调。从1740年代起，伏尔泰即循两条相近途径探索中国的思想，此两者——一为戏剧，一为历史——目的均为批评当时有关中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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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方面，他主要研究一部新近翻译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这是一部以元朝为背景，谈论因为忠诚问题与外族入侵所导致的道德与家庭悲剧（戈德史密斯也评论了稍后的英文修订本）。伏尔泰表示，他从本剧中认识到中国。在他1755年以此剧为蓝本完成的舞台剧《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里，伏尔泰回到十三世纪的背景，但是完全更新原剧中的角色，以证明中国人的道德观相比而言优于蒙古君王成吉思汗。伏尔泰同时浓缩剧情，以强调蒙古人介于暴力与忏悔之间的冲突——此亦整出戏的高潮之一，成吉思汗身边大将奥克塔（Octar）以平缓口气，请求可汗彻底报复中原人，因为他们藐视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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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得起他们的衰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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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知吹嘘，这些贪图富贵又心术不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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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小后代，自吹自擂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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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他们的奴役与死亡吗？强壮勇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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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来统治的，怯懦的就得服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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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女主角伊达（Idame）吸引，加上钦佩她的勇气及其夫表现出来的忠贞，成吉思汗改变了想法，决定不再以粗暴残忍的方式压制他们，最终并理解到中国儒家道德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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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正义待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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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我回报：我崇拜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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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征服了我，我无颜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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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athay）的宝座上，你们高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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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胜于我；我尝试以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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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名世界，结果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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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使我自觉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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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但愿跟你们一样！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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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也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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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们身上我学到最宝贵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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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非昔日之我；你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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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奇妙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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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信赖成吉思汗；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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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征服者，如今我是君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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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该剧写的评论中，伏尔泰明白表示，他认为他的版本远远优于中文原版。可是中国人并不在乎，他们不仅拒绝效法西方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历史”。[32]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淡漠，较之伏尔泰对中国历史的淡漠，还是小巫见大巫的。就在1750年代中期左右，他正为一部论世界历史的巨著做收尾工作。他从1740年开始写这本《各国风俗与精神史》（即《风俗论》）（History of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并于1756年完成最后修订。在序言中，他表示，西方人有责任“学习从欧洲商人开辟出通商路线后即已频繁往来的国家之精华”。[33]伏尔泰绝非说说而已，他开始着手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而这本书也为西方历史编纂开启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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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给中国的定位相当崇高，他的赞美却是含蓄而合理的。伏尔泰在书中表示，中国有着绵长而稳定的发展，更享有高度的繁荣；满洲人于1644年征服中原之后（类似《赵氏孤儿》中的成吉思汗），已经“奉上手中的剑，向被他们征服国家的律法臣服了”。[34]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将他们历史上的任何伟大发明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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