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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来统治的，怯懦的就得服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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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女主角伊达（Idame）吸引，加上钦佩她的勇气及其夫表现出来的忠贞，成吉思汗改变了想法，决定不再以粗暴残忍的方式压制他们，最终并理解到中国儒家道德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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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正义待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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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我回报：我崇拜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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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征服了我，我无颜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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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athay）的宝座上，你们高贵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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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胜于我；我尝试以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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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名世界，结果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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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使我自觉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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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但愿跟你们一样！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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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也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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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们身上我学到最宝贵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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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非昔日之我；你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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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奇妙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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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信赖成吉思汗；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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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征服者，如今我是君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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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该剧写的评论中，伏尔泰明白表示，他认为他的版本远远优于中文原版。可是中国人并不在乎，他们不仅拒绝效法西方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历史”。[32]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淡漠，较之伏尔泰对中国历史的淡漠，还是小巫见大巫的。就在1750年代中期左右，他正为一部论世界历史的巨著做收尾工作。他从1740年开始写这本《各国风俗与精神史》（即《风俗论》）（History of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并于1756年完成最后修订。在序言中，他表示，西方人有责任“学习从欧洲商人开辟出通商路线后即已频繁往来的国家之精华”。[33]伏尔泰绝非说说而已，他开始着手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而这本书也为西方历史编纂开启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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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给中国的定位相当崇高，他的赞美却是含蓄而合理的。伏尔泰在书中表示，中国有着绵长而稳定的发展，更享有高度的繁荣；满洲人于1644年征服中原之后（类似《赵氏孤儿》中的成吉思汗），已经“奉上手中的剑，向被他们征服国家的律法臣服了”。[34]但是中国人却没有将他们历史上的任何伟大发明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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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这么好发明的民族，却无法超越几何学基本原理；在音乐方面，他们连半音都不知道：而他们的天文学，就如同他们其他的科学，既过时又问题百出。他们与欧洲人大不相同，上天似乎赋予这一民族发明的能力，然而他们却只求自己快乐，并不思让发明进一步发展：反观我们自己，新的发明虽然有限，却都尽快让每件发明臻于完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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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挖掘造成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伏尔泰将分析重点放在两方面，一为历史包袱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一为中文的本质。这两方面阻挠中国成为进步势力的一员，而这种势力，就现在看来，正是促使西方社会不断向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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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长期来，虽然不断大量经营艺术与科学，值得探究的是，他们的进步却很有限。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因素阻碍了他们的进步。其一就是对历史文物的崇拜，以致所有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其二就是他们语言的本质，那是通往所有知识的第一个要件。利用写作来沟通思想的艺术，本应简单明了，但是对他们而言却艰涩困难。每一个字都有独特的符号，认识符号多寡因此决定了一个人博学与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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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几页里，伏尔泰借用了安生准将（此时已为上将）的观点谈论中国的商务，并借用闵明我的观点讨论中国人对灵魂的概念。他尽量小心引用二人言论，并厘清他的比较性观点。伏尔泰甚至质疑安生看法的持平性，因为“他以偏远地区人民的品格，作为判断一个强国政府的依据”。[37]至于“著名的红衣主教闵明我”——闵明我从中国回国后也获得升迁——伏尔泰对其神学立场，有着优雅又尖锐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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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形而上学的差异，我们便诬蔑中国人。其实，他们有两个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既谴责异教徒的迷信，也责难基督徒的操守。他们知识分子的宗教，从未因谎言而蒙羞，更未因争斗或内战而染血。当我们责难这庞大帝国的政府采纳无神论时，同时却矛盾地指责他们崇拜偶像；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对中国人祭拜仪式的误解，源于我们以自己的习俗横加在他们身上。我们的偏见和好辩，早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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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期，当鼓吹将中国纳入体系之中的言论日益强大时，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各以不同方式对这些言论提出的修正，已开始褪色，最后终于不了了之。此时的言论不仅认为中国停滞不前，或是缺乏进步，更进一步断定其已经油尽灯枯，甚至僵化如石。套句孟德斯鸠独特的话：“奴役始于困倦。”德国学者兼历史学家约翰·戈特弗莱·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形容中国，就像“榛睡鼠冬眠时的循环系统”。[39]这句话出现在赫尔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类历史哲学大纲》（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里，该书出版于1784年，谈论他冥思所得，关于人类的本质及他个人的历史经验。对赫尔德而言，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以丝布包着，外表画着象形字”，由“一成不变的幼稚政府管辖”。[40]中国人已无药可救，他们“注定生生世世要赖在同一块土地上”。即使有心，他们“也成不了希腊人或罗马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生来就是小眼睛、短鼻子、扁额头、少胡子、大耳朵、突肚子”。统治这个空洞社会的皇帝，“已经被轭给困住”，只知模仿和短视，注定要“做个行尸走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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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接着批评中国人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贪婪、狡诈，所有前人压抑的不满似乎都借着他的文字发泄出来了。然而他所指陈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追溯出根源，令人无法否认他的博学与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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