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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卷二十四：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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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卷二十四：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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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卷二十四：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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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卷二十四：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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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卷二十四：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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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上，卷二十四：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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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243页；Johann Gottfried Herder,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 （London, 1800），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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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Herder，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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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上，293、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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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上，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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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上，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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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六章：女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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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Ob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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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马戛尔尼爵士的经验，为混杂着压力、利润、傲慢、谄媚的奇怪中国提出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在1814年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指出，马戛尔尼的中国经验亦可应用在更广的人生舞台上：它显示了权力与人格的交战，而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磕头，也象征了人物角色的真实力量。在小说中的关键时刻，奥斯汀的女主角芬尼·普莱思在东厢的书桌上摆了一本马戛尔尼的游记。当心绪烦乱的爱德蒙匆匆翻阅了这本书后，他与芬尼分享他的想法：“我知道你也即将前往中国一游。马戛尔尼爵士接着是怎么做的？”芬尼已读过这本书，因此知道马戛尔尼的决定。她也能够拒绝吗？“她拒绝了如此强烈盼望、殷切期待的一件事是对的吗？对这些热情待她的人而言，这个他们筹谋已久的计划，重点在哪里？这是不是她的自私和恐惧在作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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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汀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完全来自书本。1809年，她的亲兄弟法兰克曾跟随海军到中国待了半年，并和马戛尔尼一样经历了种种胁迫及推托。法兰克·奥斯汀的怒火升腾到极点，最后愤而步出广东总督府，犹如安生，他撂下话告诉中国人，他们应该知道在哪里找得到他。[2]1810年回国之后，他的故事想必成了家人间极好的谈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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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女性对中国以及中国妇女生活的兴趣逐渐变得浓厚；马戛尔尼仍然是带动这股风潮的人物。在他描述出使中国的书中，有一段附加文字提到，中国社交圈中完全不见妇女踪影，他并谈到社交生活因此受到的影响。“缺少了妇女，”他说，“就表示所有的精致品味及情感、柔和装扮、优雅对话、热情嬉闹、爱情及友情的互动，都一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呼朋唤友、大声谈笑、明喻暗讽，少了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社交场合里得以见到的诚恳及交心。”他指出，由于缺乏女性，中国男人的谈吐行为“非常虚伪”。正由于这种道德上的空泛，中国男人养成了两种恶习：好赌和嗜抽鸦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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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戛尔尼的评论表面上是针对中国人，其实他也在谈论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这一小群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人，正逐渐在中国东南岸的广州城墙外开展自己的生活。他们未获准居住在中国其他地区，不得进入广州城，不可以携带女眷，每一次贸易季结束，就得回到澳门或其他更远的地点。种种约束，使这个纯男性的社区发展出独特的行为模式，以维持清明的心智。在他们贪得无厌的外表下，是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当他们涌入外国人社区的小教堂时，一边做礼拜，一边还会盘算着如何增加鸦片销量；那是迅速致富的最稳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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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佛·戈德史密斯1760年的《世界公民》一书中，曾提到一位英国贵妇人，为了使中国客人宾至如归，特别询问他是否自备了鸦片及烟草盒，似乎这两件东西正足以度量出朋友间的熟稔度。[4]事实上，在十六世纪末，中国从拉丁美洲引进烟草后，抽烟就成了中国人的嗜好。1720年时，约翰·贝尔发现北京到处是烟草店，而在戈德史密斯甚至马戛尔尼的时代，鸦片仍相当稀少，相当昂贵。到了184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生活节奏有了重大改变。在1839至1842年的战争结束时，英国已强迫中国放弃旧有的闭关自守政策，允许包括女性在内的西方人在五个特定口岸居住、通商、传教，也可以在口岸附近的乡下地区来去自如。此外，英国人也占据了当时几乎还是荒岛的香港，建立了海军及商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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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国会终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后，以印度为主要产地的鸦片立刻大量倾销到中国。此时，中国人皈信基督教的人数也快速增加，这点主要得归功于来自美国及英国新一代新教传教士的努力。结果，西方人、中国基督徒、中国雇员和清廷之间，也开始不断出现了新的法律冲突，而在中国内部更出现了全新的社会问题。1850年代，一位中国基督徒在东南沿海成立“太平天国”，并在接下来十年间不断以宗教名义进行政治反动，还在南京设立了天京，差点就推翻了清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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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丕变，中国历史上首度出现契机，使大量已婚未婚的西方妇女得以居住在中国。正如前文所言，早在十四世纪中期，就有一小群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西方人居住在扬州，并从事贸易，其中一名年轻妇女，名叫凯特琳娜·攸里欧尼（Katerina Yllioni）。但是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即便之前这样一小群西方人在中国寻常得见，至此也都销声匿迹了。在清朝统治下，头二百年仍然不见此一情况获得改变，当时中国仅见的西方妇女，不是具冒险精神的旅行家，就是商人的妻子，她们通常装扮成男性，以避清廷耳目，再择机溜进广州城外西方人的居住区。1830年代早期，已开始有西方妇女以中文及马来文撰成以道德及基督教义为主题的书刊，由伊丽莎白·梅赫斯特及苏菲亚·梅赫斯特姊妹（Elisabeth Medhurst & Sophia Medhurst）书写的刊物，即为一例。[6]但是第一位长期在中国居住，并详细记录观感的西方妇女，则是美国人埃尔萨·简·吉莉（Eliza Jane Gillett）。她于1845年春天抵达香港，当年稍晚，嫁给了资深传教士兼美国政府传译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接下来二十年，她大都随夫待在中国，不是在广东，就是在上海。她的第一本书《中国女儿》（Daughters of China），于1853年在美国出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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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萨·简的资料来源，是所有前辈男性旅行家、中国分析家所无缘接触的，即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刚开始，她觉得妇女和男性一样，只谈一些“空洞内容”。但是随着语言能力增强，她开始突破她们的藩篱，她们的态度也变得“信赖又热情”，谈话时更表现得“活泼、轻快”。她概括的早期印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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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妇女发现自己居然和一位同性的外国女人有共鸣时，她的眼睛会发亮，整个人也轻快起来。但那不同于知识分子散发的智慧光芒，因为，哎呀！她是不配读书识字所需花费的那些时间、金钱和精神的。然而中国妇女自有其灵性；她们心底有一股活泉，在必要的时候就会汩汩流出母爱和姊妹之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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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坦白指出，她们也有阴暗的一面，但是那得归咎于她们的信仰，而非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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