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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谣言满天飞，“叛军要来了”。得到消息后，艾德金斯先生沉默地出去，探听真相。船只都推离了岸，上面的男男女女，个个面容惶恐。苦力在路上边走边唱“哈喝”，听到了嘈杂声后，他们停了下来，仔细聆听，接着丢掉扁担，窜上了船，划走了。原本在椅子上的人，此刻全都下到了地面，吓坏的苦力三两下将船划进了河道。街上原本文绉绉、慢吞吞走路的一位绅士，在听到苦力的惊叫“阿下伊牙”、“拉卡”后，先是加快了脚步，接着将所有矜持、风度全都抛诸脑后，撩起裙角，跑了起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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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受到了英军及上帝的保护，简感到很安全：“偶尔遭遇危机也是挺有趣的。”在1860年8月的一封信中，她这么向母亲吐露。她对“叛军”又爱又恨的心态日渐加深。“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叛军，暗地里也会盼着他们到来。”她向父亲说道。[26]直到“叛军”被逐出上海，简才放弃了这个念头，她与丈夫和其他传教士旋即前往乡下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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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一片荒芜，望之令人神伤。房舍烧得精光，石块四处散落，混杂着砖头、泥沙，好一幅萧条画面。河边上几乎见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残破景象绵延至少一里。我们走过寂静巷道，昔日繁华早已不见，只听得到寂寥的狗叫声，以及我们脚步的回声。桥上原本人来人往，如今一派荒凉，野草淹没了台阶，筒直举步维艰。密闭的窗户内，不见人迹，只有被障碍物挡住的门，甚至无门无窗的房子，映入我们的眼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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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生活却非简的体力所能负荷。不断的动荡，加上社会上普遍的传染病、腹泻、头疼、寒病热病，她在1861年7月中旬终于病倒。尽管后来移居到了气候较宜人的北方，依赖牛肉茶、黑醋栗水维持体力，并在情况允许时饮用香槟，到了8月5日，她还是被送往大沽，那里可以呼吸海边的空气。当她走在“海边寺庙”的廊下，只见“一位面色苍白的英国女人，裹在一件褐色大披风下”，依旧迷恋着四周的景色。她死于1861年8月24日，距离二十三岁生日没几天。她丈夫为她“换上新娘礼服”，尸体以冰块包覆，展开漫长燠热的行程，将她葬在天津的西方人墓园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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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艾德金斯的信件1863年在伦敦出版，较之埃尔萨·布里奇曼，她对中国的描述显然更完整，也提出了更多新的论点。美中不足的则是许多抒情段落，其中又以源于传教士工作及中国苦难所产生的梦魇最显突出。有时候因为自觉为局外人，她便完全躲进外国人的团体里过日子，并没有走入她一心向往的中国人社区。虽然婚姻美满，她却未育有子女，因此也免去了一般妇女最担心面临的与子女分隔的痛苦。同时由于战争及环境使然，她一直住在传教士圈子里，无须经历其他西方妇女因为绝对的孤寂而对中国产生的失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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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玛丽·克劳馥·弗雷泽（Mary Crawford Franser）则是在1870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乘船抵达北京。当时中国的秩序仅初步恢复，因此当她一眼见到“聪明、友善的英国治安官”，意义自然非比寻常：“经过一星期煎熬，同时脑中浮现的尽是虎视眈眈及我认为充满敌意的中国面孔，乍见他，简直让我不知置身何处，我兴奋地挤出恐怖的小船，上了前来迎接我的豪华轿子。”[29]经历了这场恐怖的旅程之后，玛丽·弗雷泽对四周景物的观感，也大不同于简·艾德金斯和埃尔萨·布里奇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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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着城里前进，漫天黄土中，一望无际的小麦残茎四处延伸，其后，则为巨大的满洲城墙，似乎看不到尽头。城墙共长四里，呈现正方形，沿途均有巨大突出的扶壁，每个角落更有盖着三层屋顶的瞭望台，看起来像绷着脸的怪兽，随时准备跳出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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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缠足一事，虽然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表示了同情，玛丽·弗雷泽则以讥讽代之，这点可由一位满洲女人到其北京临时住处的造访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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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要人之妻从中午十一二点待到夕阳西下，搞得几乎人仰马翻。她所有的姊妹都来了，每个人身边还有两个仆妇。一大堆轿子、驴车，将院落塞得满满的。女主人落地时，女仆们在旁边扶持着，以照顾她们颤巍巍的脚步：这幅画面总让我莞尔失笑。满洲人并没有为小女孩缠足的传统，皇室闺秀也一向踩着大脚四处活动。但是中国人“三寸金莲”的美名，却渗透了她们的思想。虽然她们无须像汉人姊妹忍受剧痛，变成残废，她们却乐意模仿汉人，由仆人扶持，颠簸着行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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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这些妇女很讨人厌，“他们游走于房间之间，东摸西碰，试试这件衣服，翻翻那件长袍，询问每件东西的用处，最古怪的是，将所有的香皂拿了出来”。更令她反感的是，这些访客竟误以为香皂是“可口的甜肉，并用刀切成小方块，分送给朋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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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北京城不良的第一印象一直无法改变，由一段惊悚描述，即可知她对这个有着黄色屋顶皇宫的疑惧。玛丽·弗雷泽听说，宫中无价珍宝常遭盗匪窃取，甚至遭朝臣私运出宫贩售。如果连皇室珍宝都可以染指了，还有什么宝物是安全的呢？“恐怖故事穿墙而来。在我成为骄傲的母亲之后，我总是心怀畏惧，深恐位于树丛后静悄悄又住着人的迷宫，会将我小宝贝的精气吸走：永不释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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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惧并非英国人的专利。数年后，美国传教士之妻莎拉·康格（Sarah Conger）抵达北京，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1899年6月3日，她由北京写给姊姊的一封信中（稍后印行出版），开头几句就透露了矛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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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封信之后，我要告诉你一些我在北京的经历。中国人很奇怪，似乎总是循着一个大体制作息。我迫切想了解这个体制，我每弄懂一件事情，就有更多事情等着我去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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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中国人，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我对他们的思想、习惯不表苟同，也会惹恼他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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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强调心无恐惧，紧接着她便以赤裸裸的文句描述她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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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上是安静、清洁的散步好去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上去，因此显得格外安全、自在。今天小女罗拉和几位客人一起到那里去，他们走到瞭望台处，一路上，除了一名守城人，一个人都没有碰到。他们给了守城人一些钱，坐下休息，并观看城墙下的人。一个乞丐走了过来，向他们要钱，他们身上没钱，因此未加理会。接着来了另一个乞丐，又一个乞丐，身上的脏衣服几不蔽体。情况似乎逐渐不妙。罗拉见此情势，说道：“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要不就继续，要不就折返。”他们决定往回走，丐群尾随着他们，人数逐渐增加。这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还跑到他们前面，站成一排，一起下跪，叩头（将头敲到砖上），同时大嚷大叫。他们以头向下倒立着，不断翻滚，口里大声喊叫，从不间断。这些人的数目愈来愈多，叫声也愈来愈大，直到外国人到达城墙出口，下了斜坡，留下一帮大约二十个一路尾随他们的本地人，由城墙上望着他们。这些脏兮兮、衣着破烂的人从何而来，至今依然无人能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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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的另一段里，莎拉·康格思考着一个前辈旅行家未提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由社会传统以及独善其身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他人的不幸不闻不问的心态。莎拉会思考这个问题，并非出于对自身或女儿罗拉安危之顾虑，而是像同时代的孟德斯鸠，企图找出一个体制，用以解释中国人生活中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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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为了自身安全，他们也不敢。我们曾见到一个人，拖着几大口袋的谷物，结果其中一个袋子破了，谷物散了一地。许多中国人见到了这一幕，却事不关己地未加理会。还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个人挑着两个篮子，摔倒在地后，站不起来。路上的中国人都匆匆掠过，我们也不例外。回程时，那个人仍躺在地上，但是已经断了气，他的篮子和扁担滚在一旁，无人理会。只有当局才有权利料理这个死人和他的货物。另外有一次，我们正走在城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街道中央赫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竟是一个死人，身上还盖着一张草席。每个人都严守着自己的分际，没有人出面干涉：这些体制简直就“老得像山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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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康格并未如自己所愿，弄清楚这个“体制”，不过她倒是克服了内心恐惧，对中国产生了一份同情与了解。1900年夏天，一场“拳变”（Boxer Uprising）所带来的梦魇，彻底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当时她与丈夫、女儿罗拉，以及其他外交官及中国职员，被困在使馆区内。她除了忙着填装沙袋御敌，扑灭围攻的义和团所纵的火，照顾伤者，还耍了个小伎俩和厨子达成协议，非到最后关头，绝不让罗拉的小马被屠宰上桌。这一连串的经历，使她不再嘲讽中国人胆小怕事，反倒形容他们“无畏、凶猛、残忍、意志坚强”。[37]梦魇结束后，她拒绝加入要求报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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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埃尔萨·布里奇曼、简·艾德金斯，还是玛丽·弗雷泽、莎拉·康格，她们在中国期间，都是住在亲友环绕的大城市内，每当在中国社会里遇到挫折，都可以回到熟悉的社区获得保护。真正离群索居地过日子，则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多数早期到中国周游的西方人都缺乏这种体会，连小说作家也构思不出此等情节。伊娃·简·普莱思（Eva Jane Price）则有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1889年底，她随丈夫查尔斯（Charles）及两名小孩，抵达了内陆省份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抵汾州之前，他们由最近的城市，先是坐了六天船，接着在四个担架以及十三匹驮满货物的骡子陪伴下，走了十四天山路。乡间小镇岁月大不同于其他西方人的生活，伊娃在1889年12月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爱荷华州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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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临街的围墙上有一座大门，除了进出时候，镇日深锁。守门人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小屋，其他仆人也睡在小屋内。我们有一块五十平方尺大小的天井，铺着砖块，挨着围墙，和房间连在一起，因此出了房间，所见尽只是天空、空气和尘土。并非所有房间都连在一起，各房间依着不同天井而盖，彼此则以小门相通，因此整个院落看来就像个小村庄。日落后，有些地方看来阴森森的。全院落大约占地二公顷，很多房间都有待整修，也无人居住。院落外围着一层高墙，大门是唯一通道，我们关在里面相当安全。自我们抵此，我只出过大门三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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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惯爱荷华的生活之后，再去适应抽鸦片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脸上还搽得红一块白一块，偏偏“脖子黑黑脏脏的”，想必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摆脱孤单，也会造成情绪上的困扰：“有一道石阶通往屋顶，我们可以走上去，眺望墙外的城市及山峦。但是城里一片残破，望之令人心伤，我只好尽快下来，庆幸自己又回到了房间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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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偶尔外出，而且遇到不友善的中国人时，她都能抱持信心，坦然以对：“出门时，总是有小孩向我们喊叫，有时候还有石头丢过来，经常更有人谩骂‘洋鬼子’。不过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如果有陌生人走在路上，有些人的反应恐怕还不止于此。我们希望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尊严，慢慢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敬。”[40]当一个人调适好了自己的内外环境后，她所提供给自己孩子的保护，必会胜过不快的孤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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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居处良好，对孩子来讲既安静又安全。他们还没有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过，因为中国孩子只有在母亲陪伴下，在这儿露过一两次脸，而且对我们还深怀恐惧。有一天下午出门时，我们遇到一些小孩，他们大叫着跑开，声音尖得不能再尖，好像我们会把他们的头摘掉一样。别忘了，我们还被锁在一个有十五尺高墙的院落内。在中国，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想住在这么高的一堵墙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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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伊娃最大的愿望就是躲进妈妈的大围裙，将头深埋其中，痛哭一场，想象自己在妈妈怀中。她丈夫经常外出，传教、旅行、参加宣教会议。当她和两个儿子斯图尔特及唐尼独自待在高墙内时，她只能祈祷，“只要我们还在这里，他们就能互相为伴，并与我们作伴。没有他们就太寂寞了”。[42]到了18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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