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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aul Claudel, “Ville la nuit”，载Gadoffre编，Connaissance，91页；Paul Claudel著，Teresa Frances和W.R.Benet译，The East I know （New Haven, 1914），13页。欲知手稿日期，见Gadoffre编，Connaissance，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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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laudel, Connaissance，93页；East I know，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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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laudel, Connaissance，93—94页；East I know，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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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laudel, Connaissance，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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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Victor Segalen著，Eleanor Levieux译，The Great Statuary of China （Chicago, 1978），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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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Victor Segalen, Steles （Paris, 197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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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ichael Taylor翻译的Steles （Santa Monica, Calif., 1987），无出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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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无出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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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上，无出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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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Yvonne Hsieh, Victor Segalen’s Literary Encounter with China: Chinese Moulds, Western Thoughts （Toronto, 1988）；Marc Gontard, Victor Segalen, une esthetique de la différence （Pari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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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sieh，157—158页；Pierre-Jean Remy为Segalen的Steles写的前言，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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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Victor Segalen著，J. A. Underwood译，René Leys （Chicago, 1974），171—172页，原文中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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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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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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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2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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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egalen, Statuary，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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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上，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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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九章：中国风情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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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merican Ex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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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谢阁兰这种在美学上强而有力的文章，到了1920年代早期，法国人在迷恋中国风情上独领风骚的地位，已逐渐消退。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超过十万中国劳工来到法国，他们都签有合约，目的在从事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诸如自码头上卸下武器弹药，清除战场上的尸体，将补给送上前线等。但是这批劳工并没有为中国热带来任何正面意义；如果他们曾经产生任何影响，恐怕也是负面的。因为正由于这些中国人承担了非军事性的工作，更多身强体健的法国人（及英国人）才不得不被派往前线抵御德军。这批中国人普遍不识字、害着思乡病、肮脏、困顿无聊，丝毫不起眼。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些利用奖学金或勤工俭学计划来到法国的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却纷纷涉足政治激进组织（其中包括共产党），展现出一种领导社会改革的姿态，正好和传统的中国风情大唱反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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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这个空当上，对于中国情调及形象的兴趣，却在美国得到了新的出口。在这里，就和在法国一样，中国热是既混乱又复杂的，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中国热经常带着彼此冲突的成分。以中国城为背景的小说，呈现了一种肉欲与暴力掺杂的传统形象，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由于义和团之乱的恐怖经历，美国对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点在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团中尤其明显，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赞助中国的医药及教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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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清朝灭亡，更使这份道德责任感扩展到政治上，导致美国强力支持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随着更多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当时仍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国人的情绪也逐渐得到反省。重视商业利益的美国人，更创出了他们心里中国人的形象，亦即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极有购买力的消费群众。最后，中国城市快速接受现代化商品的现象，诸如汽车、电影院、电力、蓄短发、百货公司、留声机等，也让部分美国人情绪上失去了平衡，认为传统中国文化遭到了破坏。在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出现的这些现象，结果整合成了一种新潮流，也就是：对传统儒家生活方式与哲学重燃的狂热，对早期中国艺术的倾心，对中国人沦为肤浅西方物质主义无辜牺牲者的同情，以及对中国农民身为大地之子及智慧泉源的尊崇及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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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里菲思（D.W.Griffith）导演，1919年上映的片子《凋谢的花朵》（Broken Blossoms）中，他就捕捉了好几个上述的趋势，同时还掺入了几世纪以前的一些中国景象。在这部片子之前不久的1915年，才有三部描述种族紧绷关系的片子受到指责：格里菲思自己的《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戴米尔的《蒙骗》（Cecil B.de Mille’s The Cheat），和欧可特的《蝴蝶夫人）（Sidney Olcutt’s Madame Butterfly）。第一部电影谈的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仇恨，后两部则以日本为主题。在《蒙骗》中，日本男性是支配并威胁白人女性的势力；在《蝴蝶夫人》中，女主角蜨样（由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扮演）代表着受虐待的日本女性。[2]在《凋谢的花朵》中，格里菲思将场景设在伦敦的红灯区，故事则是以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标题未若电影名称感性的短篇小说《清客和小孩》（The Chink and the Child）[3]为蓝本。红灯区是英国最接近美国中国城的地方，在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即已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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