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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深喜这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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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延期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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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外继续行猎打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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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是鞑靼平静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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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等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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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上他们的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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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人曾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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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仪式敬拜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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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牲礼祭拜上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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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的典礼都合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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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乞求了解它们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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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像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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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的意义？统治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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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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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接受献祭的谷物、水果、丝布、香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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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进入祭祀的牌位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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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会里的杂役还想着怎么达成共识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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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墨索里尼时代庞德选择留在意大利，随后甚至在联军与法西斯激战期间挺身为墨索里尼政权辩护，二次大战后，庞德被迫住进了精神病院，名誉也彻底扫地。他晚期的诗篇有许多是在墨索里尼时期写成的，原本他认为欧洲应以中国为师，此时却有了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社会的儒家价值观，与意大利法西斯追求的社会制度、活力与和谐正好不谋而合。读者必须真正服膺庞德派，才能认同这些论调，接受其诗句上或意识形态上的说理。但是在早先的1910年代及1920年代，庞德却颇受敬重，并极具影响力：在献给庞德的诗作《荒原》中，艾略特称他为“较高明的巧匠”。而在庞德的新书《歌之书》（Book of Songs）译本前言中，一位著名中国学者，也欣然引用艾略特的话，认为庞德是“我们时代里，中国诗的发明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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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笔下的中国，以孔子为基础，再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靠拢。与他几乎同时期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庞德生于1885年，奥尼尔生于1888年）则以马可波罗作为进入中国的踏板，再朝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奥尼尔于1927年完成了《百万马可》（Marco Millions）剧本，该剧写于《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和《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之后，以及《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和《卖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之前。奥尼尔以波罗为主题的戏剧，一向不如其他作品受欢迎；在现代读者看来，由于其沉重的教条，这部戏剧简直就没有搬上舞台的价值。但是，对于中国蒙古王朝，这戏显然有许多原创性的看法，而且，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场景中，重现了早年的一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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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剧本的开端，似乎借用了波罗《游记》中的几句话。文中，鲁思梯谦叙述，马可、其父及其叔受忽必烈汗指示，陪同一位少女远嫁新近丧偶的阿鲁浑。根据波罗的描述，新娘是“一位名为阔阔真的少女，姿色迷人”，芳龄十七，为已故皇后之嫡生女。此外，这三位威尼斯人照顾阔阔真及其女伴，就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士，也以父执之礼尊敬他们，服从他们”。其中，阔阔真对“这两位男士的依恋尤深”，以致“任何她愿为自己父亲做的事，她都甘心为他们做”。因此，当旅程结束，威尼斯人必须离开时，“她为着他们的离去，伤心流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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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以这几个段落作为整出戏的引子。根据部分前言，读者可以发现，“马可波罗、波罗兄弟及其子维尼斯”，早就计划好攀这个交情，并趁机将“一整车队的商品”售给阔阔真及其夫婿。[16]场景接着倒回二十年，当时马可波罗正随父亲与叔叔往中国出发。马可以天真无知的面目出场，成天颠三倒四，说着有关情色及种族的笑话，而且在解除掉最初的羞赧之后，开始轻易就可以投入妓女的怀里，对于金钱及各种商品的诱惑更是无法抗拒。在第一幕第六景中，当波罗这家人终于跨入中国时，奥尼尔以长篇文字叙述舞台上的景物，以总结他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这个结论似乎直接引用自伏尔泰早期剧作《赵氏孤儿》。在剧中，成吉思汗终于让步，承认中国厚有的道德观远较蒙古野蛮文化优越。奥尼尔的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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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乐团和鞑靼乐团乐音齐鸣，鼓声、锣声、刺耳的笛声同时响起，声量不断升高，直达极限。灯光逐渐亮起，直到炫目而刺眼。就在乐音及光亮都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切突然归于死寂。舞台上出现了大汗位于汗八里宫廷的大殿，那是一个巨大的八角形房间，高耸的墙壁上堆金饰银。在正后方的墙壁上，深深凹进一个神龛似的地方，那是大汗的宝座。由地面至座位须经三个台阶，每个台阶需要走三步路。忽必烈坐在顶端的金垫子上，穿着厚重的金色朝服。他虽年高六十，仍然权倾一时。他的脸上流露着自负与尊贵，表情在讥讽中带着严苛，但是又有慈悲的情怀。在他身上，有着成吉思汗后裔能征善战不屈不挠的力量，更有着受到征服地华夏文化渗透而显露出的人道精神。[17]睿智的忽必烈汗一眼即看出，年纪尚轻、毛毛躁躁的马可，个性有些“乖离、别扭”，不过还是决定任命他做特使，并嘱其每次回宫皆须报告旅行见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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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开始时，已经是十五年之后，此时马可正任职扬州市长。善于巧取豪夺的他大幅提高了税收，城内百姓被压榨得快要揭竿而起了（在《诗篇》第五十六篇中，庞德也提过，忽必烈手下官员有征税敛财的习惯）。听说马可即将入京向忽必烈复命，可汗手下大臣楚英讥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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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他在压榨过民脂民膏之后，还能用满嘴花言巧语来讨您的欢心。我们的马可真是个积极任事的市长。由扬州居民送来的请愿书看来，那儿可是治理最有方的城市了。我最近才和一位从城里落荒逃出的诗人谈过，他说扬州从前充满灵性，如今却有了一座簇新的府衙门。另外一位学者告诉我，我们这位基督徒市长，不只扑灭了老鼠，更扑灭了我们的生活乐趣，就像这二者是共生的害虫一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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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回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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