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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的小说《人间命运》中，马尔罗详细探讨了这些事件在精神上的意义及道德上的冲击。虽然马尔罗从未去过中国，他却在东南亚住过一段时间，在20年代早期，甚至曾因盗卖高棉古董遭法国当局逮捕，他也曾和越南的国家主义者和激进团体共事。因此他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认为他和中国的革命动乱具有某种关系。这种微妙的印象维持了几十年后，读者才了解，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根本不在中国。《人间命运》谈的是1927年时蒋介石肃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行动；较早一本较短的小说，则谈到稍早在广东的革命；在书里，马尔罗放入了严谨的史料及编年表，并以口语的方式，诠释了一直延续到1949年共产党革命，甚至于之后的人性正直及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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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本小说里，马尔罗将故事集中在1927年春天里的六天，其中五天在上海，一天在汉口。小说每一段落，都将事件的明确日期和时间表示出来，因此在模糊的历史大背景下，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移动。而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一开始就全部列在表上介绍出场。只要看了人名之后的介绍文字，读者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故事大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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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儿，中国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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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吉索，法日混血，上海暴动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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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吉索，京之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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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吉索，京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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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克拉皮克，法国人，古董商、鸦片贩、走私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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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夫，俄国人，暴动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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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尔，法国商会总裁，法亚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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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蕊，费拉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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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休，上海警察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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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倪，蒋介石的警察首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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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张表，重点立刻浮现：在整本长篇小说里，唯一主要的中国角色，就是恐怖分子“陈”了，而且除了有日本血统的京之外，其他都是欧洲人。在马尔罗笔下，所谓革命，就是所有具备革命潜力的草根元素，都处在西方人的操纵与镇压下。正当警察势力和商业精英联合起来，对抗献身革命的志士及其共产国际顾问时，陈这名恐怖分子，则一面为新降临的权力雀跃，一面为沦为杀手黯然，后来则更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同胞，使得一切都归于零：“陈不再属于中国……完全的自由，使他完全地属于自己。”由于心境发生了变化，陈“欣喜若狂地”向着奔驰中的汽车跑去，同时也跑向了自己的生命终点，因为他正打算去暗杀蒋介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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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虽然超越了一般凡人的境界，至少他还有个身份。相对而言，其他致力于革命的中国人，像那些设法在共产党总部四周设路障，以阻挡蒋突袭部队的人，在马尔罗比喻下，就只成了非人的游离物了，“模糊的身影在雾里像混水里的鱼”，或是“像一窝昆虫……四处活跃地窜动，意义不清，行动很明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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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舍身革命的京，当他徘徊上海街头，设法组织叛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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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走在泥地上，而是走在地图里。数百万汲汲营营于生计的人消失了，他们被另一种生活压碎了。在租界区和富人区里，那些经过雨水清洗的栅栏就在街底，现在看来只像威胁、障碍，像没有窗的监狱长墙。相反，这些暴戾地区，这些曾遭大量军队涌入的地区，却因躺在地上群众的战栗而生气盎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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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商会总裁费拉尔决定将宝押在蒋介石而非共产党身上，他以个人熟知的赛马角度刻画出中国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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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赛马互相超越的景况，先是头、然后脖子、接着肩膀，人群也渐近而缓慢地在车上向前“推进”。马路上，出现了碗盘之间挺立着小婴儿头的手推车、二轮马车、黄包车、小长毛马，更有塞了六十几个人的卡车。巨大的床垫上，则堆满了一整房子的家具，桌脚似乎还摇摇欲坠。至于手臂上挂着摇摇晃晃鸟笼的巨人，正伸出手保护娇小的女人，而女人背上则是一大窝的小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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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命运》中，最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卡托夫，一个刚毅的共产国际专员。他不像恐怖分子陈，忘我地奔向人生终点，而是忧郁又有条不紊地踏上自己的归途。他最后的举动充满尊严，因为他让出自己的氰化物药丸，好让两位躺在他旁边受伤的中国同志，亦即他“可怜的弟兄”，能够在自己手中平静地死去，免去了酷刑的煎熬及等着他们的处决。在马尔罗看来，这种为了中国而做的西方式奉献，是卡托夫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礼物”。卡托夫最后被判在铁路岔道等候会车的装甲列车的锅炉中活活烧死，他被带去受死时，一群中国人“怀着敬爱、畏惧、顺服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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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马尔罗的描述，无论是中国人的无力感，还是共产国际专员的勇气，对于当代读者都有相当的说服性。但是有些人却觉得，以此笔法描述革命未免太过简单，对于牺牲所下的抽象定义也显得内涵不足；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是这些人之一。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较马尔罗年长三岁。但是这三岁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生于巴伐利亚的布莱希特正好足龄，得以加入一战的德军行列。虽然因为医学生的身份只分派至军医院服务，他却看透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使他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愚昧及虚伪造成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只源于书本，更来自个人经验。他的理念，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也受十五世纪法国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及当代达达主义影响。继1928年的《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及1930年的《默哈哥尼城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y）之后，布莱希特于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写了一部反思性的戏剧，亦即深具实验意味的说教式戏剧《手段》（The Measures Taken），并于1930年12月13日在柏林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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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马尔罗的小说在内，大部分西方人谈到中国革命时，都把场景摆在广东或上海，但是布莱希特戏剧的背景却是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他将这个城市描绘为具备革命的充分条件：虽然保守派的炮艇在河面上巡戈，“装甲列车也在铁轨上待命”，沈阳工厂里不满的情绪却不断高涨。纺织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苦力们拖着装有沉重谷物的驳船进城，不时在河边泥地上摔一跤，痛苦呻吟着；富商们也愿意和工人组成联合阵线，以对抗邪恶的帝国主义；失业人群也发起了绝食暴动。四名运动指导者，三男一女已由莫斯科指派到沈阳鼓动革命；为了避免炮艇和装甲列车转向对准莫斯科，他们绝不能透露自己来自莫斯科。因此，这四人都受到上级指示，必须戴上面具，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当他们准备越过边界到中国时，上级告诉他们：“从这一刻起，甚至一直到你们消失为止，你们都是无名无姓的工人、斗士。你们是中国人，从中国母亲肚内出生，有着黄色的皮肤，即使在睡眠里梦呓，说的也是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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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与一位从边境车站过来的同志会合，此人也戴着面具，受指派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称他为“年轻同志”。在舞台上，几名运动指导者简述了他们与年轻同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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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中国人身份，向沈阳前进，共为四男一女。此行主要为宣传目的，并协助中国共产党教授基础共产主义，亦即古典共产主义与宣传方法。要让无知者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让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意识；要让已具备阶级意识的人掌握革命的实战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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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合唱团附和着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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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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