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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31 在1933年的小说《人间命运》中,马尔罗详细探讨了这些事件在精神上的意义及道德上的冲击。虽然马尔罗从未去过中国,他却在东南亚住过一段时间,在20年代早期,甚至曾因盗卖高棉古董遭法国当局逮捕,他也曾和越南的国家主义者和激进团体共事。因此他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认为他和中国的革命动乱具有某种关系。这种微妙的印象维持了几十年后,读者才了解,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根本不在中国。《人间命运》谈的是1927年时蒋介石肃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行动;较早一本较短的小说,则谈到稍早在广东的革命;在书里,马尔罗放入了严谨的史料及编年表,并以口语的方式,诠释了一直延续到1949年共产党革命,甚至于之后的人性正直及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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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33 在整本小说里,马尔罗将故事集中在1927年春天里的六天,其中五天在上海,一天在汉口。小说每一段落,都将事件的明确日期和时间表示出来,因此在模糊的历史大背景下,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移动。而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一开始就全部列在表上介绍出场。只要看了人名之后的介绍文字,读者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故事大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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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35 陈大儿,中国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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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37 京吉索,法日混血,上海暴动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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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39 老吉索,京之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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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41 玫吉索,京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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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43 拜伦·克拉皮克,法国人,古董商、鸦片贩、走私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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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45 卡托夫,俄国人,暴动组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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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47 费拉尔,法国商会总裁,法亚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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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49 维拉蕊,费拉的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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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1 马休,上海警察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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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3 柯倪,蒋介石的警察首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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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5 看了这张表,重点立刻浮现:在整本长篇小说里,唯一主要的中国角色,就是恐怖分子“陈”了,而且除了有日本血统的京之外,其他都是欧洲人。在马尔罗笔下,所谓革命,就是所有具备革命潜力的草根元素,都处在西方人的操纵与镇压下。正当警察势力和商业精英联合起来,对抗献身革命的志士及其共产国际顾问时,陈这名恐怖分子,则一面为新降临的权力雀跃,一面为沦为杀手黯然,后来则更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同胞,使得一切都归于零:“陈不再属于中国……完全的自由,使他完全地属于自己。”由于心境发生了变化,陈“欣喜若狂地”向着奔驰中的汽车跑去,同时也跑向了自己的生命终点,因为他正打算去暗杀蒋介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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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7 陈虽然超越了一般凡人的境界,至少他还有个身份。相对而言,其他致力于革命的中国人,像那些设法在共产党总部四周设路障,以阻挡蒋突袭部队的人,在马尔罗比喻下,就只成了非人的游离物了,“模糊的身影在雾里像混水里的鱼”,或是“像一窝昆虫……四处活跃地窜动,意义不清,行动很明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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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59 即使是舍身革命的京,当他徘徊上海街头,设法组织叛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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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1 他不再走在泥地上,而是走在地图里。数百万汲汲营营于生计的人消失了,他们被另一种生活压碎了。在租界区和富人区里,那些经过雨水清洗的栅栏就在街底,现在看来只像威胁、障碍,像没有窗的监狱长墙。相反,这些暴戾地区,这些曾遭大量军队涌入的地区,却因躺在地上群众的战栗而生气盎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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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3 法国商会总裁费拉尔决定将宝押在蒋介石而非共产党身上,他以个人熟知的赛马角度刻画出中国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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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5 就像赛马互相超越的景况,先是头、然后脖子、接着肩膀,人群也渐近而缓慢地在车上向前“推进”。马路上,出现了碗盘之间挺立着小婴儿头的手推车、二轮马车、黄包车、小长毛马,更有塞了六十几个人的卡车。巨大的床垫上,则堆满了一整房子的家具,桌脚似乎还摇摇欲坠。至于手臂上挂着摇摇晃晃鸟笼的巨人,正伸出手保护娇小的女人,而女人背上则是一大窝的小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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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7 在《人间命运》中,最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卡托夫,一个刚毅的共产国际专员。他不像恐怖分子陈,忘我地奔向人生终点,而是忧郁又有条不紊地踏上自己的归途。他最后的举动充满尊严,因为他让出自己的氰化物药丸,好让两位躺在他旁边受伤的中国同志,亦即他“可怜的弟兄”,能够在自己手中平静地死去,免去了酷刑的煎熬及等着他们的处决。在马尔罗看来,这种为了中国而做的西方式奉献,是卡托夫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礼物”。卡托夫最后被判在铁路岔道等候会车的装甲列车的锅炉中活活烧死,他被带去受死时,一群中国人“怀着敬爱、畏惧、顺服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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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69 透过马尔罗的描述,无论是中国人的无力感,还是共产国际专员的勇气,对于当代读者都有相当的说服性。但是有些人却觉得,以此笔法描述革命未免太过简单,对于牺牲所下的抽象定义也显得内涵不足;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就是这些人之一。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较马尔罗年长三岁。但是这三岁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生于巴伐利亚的布莱希特正好足龄,得以加入一战的德军行列。虽然因为医学生的身份只分派至军医院服务,他却看透了战争及其带来的恶果,这使他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愚昧及虚伪造成的。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只源于书本,更来自个人经验。他的理念,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熏陶,也受十五世纪法国诗人维庸(François Villon)及当代达达主义影响。继1928年的《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及1930年的《默哈哥尼城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y)之后,布莱希特于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写了一部反思性的戏剧,亦即深具实验意味的说教式戏剧《手段》(The Measures Taken),并于1930年12月13日在柏林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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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1 包括马尔罗的小说在内,大部分西方人谈到中国革命时,都把场景摆在广东或上海,但是布莱希特戏剧的背景却是中国北方城市沈阳。他将这个城市描绘为具备革命的充分条件:虽然保守派的炮艇在河面上巡戈,“装甲列车也在铁轨上待命”,沈阳工厂里不满的情绪却不断高涨。纺织工人走上街头抗议;苦力们拖着装有沉重谷物的驳船进城,不时在河边泥地上摔一跤,痛苦呻吟着;富商们也愿意和工人组成联合阵线,以对抗邪恶的帝国主义;失业人群也发起了绝食暴动。四名运动指导者,三男一女已由莫斯科指派到沈阳鼓动革命;为了避免炮艇和装甲列车转向对准莫斯科,他们绝不能透露自己来自莫斯科。因此,这四人都受到上级指示,必须戴上面具,以掩饰自己的身份。当他们准备越过边界到中国时,上级告诉他们:“从这一刻起,甚至一直到你们消失为止,你们都是无名无姓的工人、斗士。你们是中国人,从中国母亲肚内出生,有着黄色的皮肤,即使在睡眠里梦呓,说的也是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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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3 这四个人与一位从边境车站过来的同志会合,此人也戴着面具,受指派为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称他为“年轻同志”。在舞台上,几名运动指导者简述了他们与年轻同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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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5 我们以中国人身份,向沈阳前进,共为四男一女。此行主要为宣传目的,并协助中国共产党教授基础共产主义,亦即古典共产主义与宣传方法。要让无知者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让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意识;要让已具备阶级意识的人掌握革命的实战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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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7 接着合唱团附和着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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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5179 为了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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