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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和他——我们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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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藏在你的衣服里，在你脑子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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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地方就是它的家，你遭受攻击它就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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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更加上了几句话：“它是大众的前锋／它决定战场／根据我们的基本策略，而基本策略是出自／认清现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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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观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却深得“认清现实”之髓，他能够掌握大权，就是因为能够不断随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及意识形态。毛特别擅长吸收农民，以补充甚至取代都市中的工人，因为情势显示，未来几十年内，大城市很可能都无法成为共产党的据点。斯诺描述毛及其支持者的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西行漫记》）于1937年出版，立刻就在英国及美国成为畅销书，销售量超过之前所有关于中国的非虚构图书，并以一票之差，未成为“当月书选俱乐部”（Book-of-the Month Club）的推荐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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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的书，让当代美国读者认识了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斯诺的书，则让他们见到中国的激进主义。斯诺特别受中国革命的自发现象感动；他显然忘记了政党强制动员的可能性。他描述自己第一次和红军部队行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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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在生活中几乎都遭遇过不幸，也许是年纪还轻的缘故，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志。在我看来，他们都相当快乐，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里最具有快乐意识的一群。在中国，淡泊自足是普遍现象，对于生活抱持积极态度，因而显露乐观情绪的人，自然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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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整天在路上不停唱歌，歌曲来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不是在指挥下唱的歌，完全是自发性的，而且唱得很好。也许是灵感来了，也许是忽然想到一首歌，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高声唱了起来，指挥官及其他人必会纷纷加入。他们晚上也唱，并向当地农民学习新曲调，农民也会拿出陕西弦琴伴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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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不仅高声欢唱，在斯诺眼里，他们还非常尊重他人财产，并且严格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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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纪律似乎完全是自发的。当我们经过山坡上的野杏林时，部队突然全部散开，直到每个人口袋都装满为止，而且总会有人带一大把水果给我。等我们离开时，树林就像给强风袭击过了一般。部队很快又会恢复秩序，并且加快脚步，以弥补损失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穿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树上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消耗的谷物、水果，也一向全额付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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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书成了世上第一份详细评估毛泽东的资料，而这项评估的本质，对于这位共产党领袖在西方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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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长得骨瘦如柴，身形颇似林肯，个子较一般中国人高一点，有点佝偻，一头长发又浓又黑，两只大眼炯炯逼人，鼻子高挺，颧骨丰厚。我的瞬间印象是，那是一张敏锐的知识分子面孔，但是接下来几天，我都没有机会加以印证。第二次见到他，毛泽东没有戴帽子，正走在黄昏的街上，比手画脚地和两位年轻农民说着话。我当时正如街上其他人一般游走着，直到他指着我，才认出了他，而南京正悬赏二十五万美元要他的人头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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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诺在用词上似乎尽量含蓄，整体而言，他的文章还是充满了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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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要以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那是胡扯。中国永远都不会有“救星”。但是你却无法不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宿命。那不是捉摸不定的气质，而是实在而稳定的活力。你会感觉到，当他纵谈数百万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时，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会生出一股超凡的气势，当他谈论农民时，这种现象又特别明显——那些贫困、挨饿、受剥削、不识字，但是慈悲、慷慨、如今反叛的人们，正是广大的中国人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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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生性机敏”，而且博学多闻，斯诺却善于将其描塑得讨人喜欢又单纯。毛住在一个有两个房间的简单黄土窑洞里，正如当地村民一般。很显然，他所有的财产就是两套棉质制服，一顶蚊帐，以及带有他名字的几本书。斯诺显然因此更加相信，毛泽东有着革命家的正直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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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复杂的人。他有中国农民的单纯和自然，充满了幽默感，酷爱大笑。甚至在谈到他自己和苏联的缺点时，也可以哈哈大笑；那是一种顽童式的笑声，毫不动摇他内心深沉的使命感。他说话坦白，生活简单，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太粗俗、太鄙下，其实他巧妙结合了天真、机智、世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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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接受斯诺一系列访谈，谈到他的成长、教育过程以及革命经验，至今那仍是所有学者及历史学家讨论毛泽东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其中明显有毛泽东斧凿过的痕迹。斯诺得出结论表示，红军根据地的经济结构，“必可让马克思认为，那是根据他的乡村平等主义理论所发展出最完美的模式”。这番话明显反映了共产党团结自由派的意愿，但是自由派若发现当时共产党一些较极端的手段，也许就会被拒之门外了。[27]就像要将几世纪来中国给人的负面印象一笔抹杀般，斯诺报道说，在红区里乞丐完全绝迹了，缠足陋习完全废除了，再也没有人杀婴，一夫多妻也成了历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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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斯诺与红军将领彭德怀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彭德怀特别强调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差异。他指出，1928年，国民党在共产党活跃的乡村地区实行清野政策，摧毁农民的房舍、农作物，以逼使共产党无处藏身。彭表示，结果这个策略完全失败，因为农民早已将粮食掩埋起来，以逃避国民党的税收，他们还将马铃薯、野菜根拿出来与红军分享。[29]这种将国民党描绘为笨拙威权体制的手法，颇得当时外国观察家的认同，特别是那些去过重庆的观察家；当日本人于1937年夏天发动全面攻击，情况显示大战将在中国爆发后，蒋介石就把首都迁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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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观察家中，美国作家格雷厄姆·派克（Graham Peck）算是描写技巧较高的一位。在1930年代一次较早期访问中国的行程中，派克写道，他“有时候怀疑，他看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偷偷进行某项阴谋”。[30]如今到了1940年代早期，他有时间慢慢体验重庆的生活了，他更确信了自己的疑虑。不只是因为这个城市本身是个“挤在山崖上，半现代化、半毁弃的城市”，分明“就是恶作剧”[31]，更因为这个城市里的中国人，都在背着西方人进行一些阴谋。拿黄包车夫和乘客来说，当他们在城里蜿蜒的小路上前进时，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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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穿梭于羊肠小径间的黄包车，原本是为乡村平地设计的。由陡峭的山路往上行时，车夫们必须奋力向前弯身，以至于脸孔几乎贴上了路面。他们往上爬的速度，还比不上走路的步伐，但是他们的乘客，却宁可坐在车子里，优哉游哉地在脸上挂着那个笑容。下山时，车夫必须用力平衡住他们的车辕，将车子急剧地向后倾斜，坐在车上的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头皮着地。接着车夫会以惊人的速度冲下斜坡，他们大步跨出的双足只偶尔着地。他们面带微笑，乘客则尖声大叫。[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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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部队也许不像斯诺所描写的部队那么会唱歌，他们也不像毛泽东那样会发出“顽童式”的笑声，但是在这个神秘世界里，他们也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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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一列穿着灰棉制服、衣衫褴褛、脚着草鞋的军人，有气无力地上了山。他们表面上在行军，实际上步伐奇慢。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速度，比身负重物的家庭主妇还要缓慢。如同中国各地的军人，他们口中念着数字以齐一步伐：“一、二、三……（踏、踏、踏）……四！”当他们的军官吼着要他们快点时，他们全部愈念愈快，快到就要跟不上了，但是他们的双脚依旧像原先那样慢慢踱。他们全都挂着那个笑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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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及其他的例子，派克对于中国的困境提出了个人看法：“中国人知道，自己是无法控制之外力下的牺牲者，因此经常会叽叽咯咯地怪笑。”[34]他以一个隐喻瓦解了蒋介石在西方的良好形象，也诋毁了他的道德运动的核心——“新生活运动”，以及蒋意欲取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派克看来，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对蒋介石这位父亲型的统治者产生幼儿般的依赖感，更何况，蒋介石的富人支持者永远都是强力鼓吹恢复儒家价值观的一批人。“因此，在蒋介石的治下，人民永远都是小孩，永远都要接受家长训斥，不断改进自己的行为，以合乎道德合乎规范。而他自己陷溺其中的行为，不仅颇堪质疑，也许还涉及犯罪，但却是绝对的自我毁灭。中国人的行为，似乎透露了他们深知此点。他们脸上总是挂着神秘的微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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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派克认为，在遭受了当代接连不断的折磨后，这种神秘微笑已经成了唯一的生命反应。无论是马尔罗笔下的革命英雄，布莱希特笔下的革命纪律，还是斯诺笔下的革命情操，一切都显得缥缈虚幻，唯一得以重新厘清一切的做法，似乎只有赖举世欢腾、笑看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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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é Malraux著，Robert Hollander译，The Temptation of the West （Chicago, 199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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