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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定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具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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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说明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具见《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见全集卷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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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实在不够的很。亡友卢瀚拟著《家族论》一书以阐明中国社会史，颇有价值，惜书未成而身故。我将来能不能替他完成这书，今不敢言。尚盼多有人尽力于此问题的研究，以期此问题有宣白之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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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更艰深的问题，在认识中国文化上亦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何以说这个问题艰深呢？因现在学术界上似乎对任何一事一物的研究，都比对“人”的研究有头绪有成绩。换句话说，人类今日的知识的确是丰富了。独于自知则不足。以“人”为对象而致其研究的就是心理学；心理学在今日学术中似最幼稚。旁的学术差不多都上了轨道，继续前人的研究，天天在进步中。心理学则前人的研究、每被后人扬弃，不见继续进步之象。而且同时各立门户，派别甚多。甚至此项学问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是意识、是行为、或其他）？此项学问到底如何研究法（即方法问题）？尚在莫衷一是。因此除了从生物的研究和从生理的研究得到一些关于“人”的知识外，人类对他自己所知甚少。可见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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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说这在认识中国文化上是一更根本的问题呢？因为照我所见，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说见后）；而理性则是人类的特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者）。中国古人对于人类文化最大贡献即在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得以有这种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成的文化（惜其发育有所限而不完全）。不过中国古人虽对于人类有甚深的了解，但他缺乏科学哲学的凭藉，却莫能说明。必待今天的学术界（或今后的学术界）使此问题大白于世，然后大家方能从根底上认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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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只见得意识是人类生命的工具，不是人类行为的源泉，实为无足重要的一面；重要的在其相反的一面，即无意识不自觉的一面。同时看见克鲁泡特金说互助是动物以至人类的本能；英国罗素提出了冲动，美国麦独孤提出了本能，奥国弗洛德提出了潜意识，诸于此类，好多人正在发挥的意思，与我所见适相投合。于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杂取诸家之说以为依据，来说明儒家的伦理思想。而不晓得他们多半是与儒家不相容的；他们彼此间也有许多冲突的。总而言之，我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而儒家却有其心理学，所有孔孟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我当时皆未能发现。民国十一年以后，渐渐悔悟，直到十五年新见解始略略成熟，准备写一本《人心与人生》问世。然迁延至今，仅有腹稿和笔记纲领，未曾属文。我窃自信此书若成，对于这一大问题，是可以有所宣白的。在我这一生，一定要完成这工作。同时仍盼望多有人对此作研究工夫，使这艰深且根本的问题，得以更加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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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中国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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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照我所见，其特征是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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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理性？通常我们用理性这一词和用理智这一词是无甚分别的；但我在这里则有意将它分开；理智在人类心理上属于知的一面；而理性则属于情的一面。近代西洋人发达了理智，而中国人早早发达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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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中国[人][1]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当然在西洋亦有许多书，里面所讲亦有许多理，但是彼此所谓理，却是两回事。中国人读书明理之“理”是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类。而西洋书里面所讲多是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我们浑称之曰物理。情理存于主观，而物理则属于客观。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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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因为动物几乎不会错误了，且亦不负错误责任。人类之错误，亦分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种是行为方面的错误。人类为了第一种错误而发生的纷争及惨祸，远不如为了第二种错误之严重。譬如今天世界大战，追源祸始，其远原盖在西洋人理智方面好奇心发达，使物理上成就极多，而理性方面向上心少所开发（这是先为宗教所蔽，后为功利主义所误），以致情理上涵养不足；尽你第一种错误少，无奈第二种错误多，就不能不陷于人类自己毁灭之中了。对照言之，中国人的好奇心不如西洋，而向上心多所开发，对于第二种错误，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对于情理的涵养较切，“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引用旧文）。其所偏胜与不足既别为一面，其所食之果，当然亦在另一面。吾人都已知道，不必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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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可称为理性主义，但与欧洲大陆派的理性主义非一事。我今用理性一词，既专有所指，与通常理性理智混用者不同，故不得不分别对照以说明之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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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人理性开发的早，又何谓呢？盖人类固是理性的动物，而理性之在人类，却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与心理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便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说他开发早，倒不是称扬颂美的话，而是确指其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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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将何谓理性，何谓理性开发的早，都解释了。至于何以说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则现在不能讲，必待将来写成专书。现在我只将此结论说给大家，并请大家注意。你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求得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在。所谓特征，是说其他文化所缺乏或不显著的，而在中国文化里却处处见出来，即从这一点上得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一切。凡不能把握这一点的人，则中国文化一词，在他口里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或者其中包罗许许多多事物而没有一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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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五 中国本位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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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上海有十位教授提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其宣言原文今不在手边，其大意是说：中国人要建造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能一切随着旁人走而失掉自己。此其用心，不能算错，而实不必要的。我怕大家误听了他们的话，并且误以为我是同情他们的，所以要在此略为辩明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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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以致充满了“落后”“不进步”的感想。须知若是单纯的不及不进步便是幼稚。然而中国文化实在是成熟的，不是幼稚的——这凡是有学问的人都见得到的，请你切记。因为中国不是幼稚，不是单纯的不进步，所以不必害怕变成人家一样，失去一切固有。假如中国方幼稚，西洋已成熟，从幼稚段必到成熟段，即是中国必然进于西洋，那末却危险了。然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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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些特长亦有些特短，这许多特短不在他不进步的范围内，而是随着其特长来的。中国必须在好多地方求进步，而建设其新经济新政治以及一切。然而当其进步建设之时，处处离不开他的特长特短问题，他一定要通过了这些特长特短乃能完成其新建设。新建设既然具有如此背景和个性在内，当然是中国本位的，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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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罗素曾为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主张中国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语见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一书）。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书内时为辩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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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以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中，必先文化问题；其言虽是，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浑整之一个问题，其曰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此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皆通；不然则一切皆不通。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吾人但于此政治经济之实际问题上求其如何作得通，则文化问题殆有不必别作研究者，倘先悬一不损及文化之限定，而文化为物最虚渺，则一切讨论皆将窒碍，陷于落空，问题或转不得解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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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研究中国问题，初未尝注意有所谓文化问题者。我注意到文化问题，是在研究实验（在河南山东乡村社会中作实验）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才发现的。以前亦未尝不想到，但至此才亲切的发现；发现之后，亦不于政治经济以外别作一问题去研究它。我相信这态度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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