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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清楚认识了近代西洋文化和西洋人，又清楚认识了从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之后，方才恍然近百年彼此相遇所发生的事情，所引起中国内部的变化，一一都不是偶然的。而其演到今日局面，乃是势所必至。所有我们当前遭遇之内外种种困难问题，并不奇怪，而解决之道亦就了如指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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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做起来并不难，而难于明白其中窍要。果然“胸中了了”，何难之有。若徒有急功之心，而昧于症结所在，不独无功，反且误事。建国工作正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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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五 如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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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文化，最好照下列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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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要从文化比较上，见出来中国文化的几个问题。所谓问题，大要是一特异可怪之点，及由此而发生之影响。例如从文化比较上，见出中国缺乏宗教，为一极可怪之事；且由此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如何如何。又如中国文化开发甚早，绵延至今。乃当初比较最先进者，今日比较则最落后；实为一极可怪之事。此中包含若干物质上之发明，而到底不产生自然科学之问题；亦包含极明确之民主思想（如孟子等），而到底不产生民主政治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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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是比较而发见之问题，可能甚多。大约举出十个问题不难，乃至列举一百个问题亦可能。但慢慢自然见出问题与问题之间相关连，便晓得我们若要举出几大端，就可包容一切零碎问题。虽然不必太多，亦不可太少，折衷确定八个或十个问题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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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此八大问题或十大问题排定之后，可选择其中一个问题为研究入手处，而试求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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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定得到比较满意之解答，再试以此所得者用以解答第二个问题。假使亦能解得通，再用以解答第三个问题。假若解不通，当然另求新答案，或修改旧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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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后你能恍然十大问题都可以用一个答案来说明它。那末，你对于全部中国文化便豁然贯通了。你对于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它不向于任何文化之处），其根本特征所在，便把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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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我最近在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内容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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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六 怎样建设新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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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建设新文化，最好等待完全弄明白旧文化之后再谈。无奈此事早从五十年前变法维新就开始了。而且至今没有中止，谁亦无法使它暂为中止，容我们研究打算之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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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十年来文化建设上，中国人所持态度不一，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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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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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盘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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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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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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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态度在二十余年前曾提出“对西洋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造”之说。这见于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结论中。但国人不留意，或以我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今我无意申明旧话，只辩明“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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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十几年，英国学者罗素于其讲学中国而返欧之后，曾著有《中国问题》一小册。其中有类似“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主张。他说，无论为中国人打算，为世界人类打算，都应当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过今日中国已陷于问题中而亟待解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它的政治、经济都必须改造。在改造时，都要顾及中国文化才好。不问用何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只要能达到中国文化长存于世界之目的，罗素他都赞成。他这番意思真是可敬可感。恐怕中国人真正抱着这种心肠者，还不多有。然在当时，我就指出罗素此种顾虑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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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认为可宝爱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之一种人生观或某种精神、某些优点而言。其所用“文化”一词，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相关系而不包政治经济在其内。所以他将中国问题区别为文化、政治、经济三面（见他原书）。为说话方便，分为三面说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只是一个问题，而不可分割得开。在解决时，亦是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在问题解决上（即中国的出路上），必含有文化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离不开旧文化，亦无疑问。因为所解决者，固属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正是从很远历史演下来到眼前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得不到解决；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亦无从而解决起。办法是要从事实中寻出的；出路是要受历史背景决定的。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都不必怕在中国问题解决上将会忽略遗漏他原来优长之处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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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探讨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经济、政治两大难关，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只在求经济、政治问题解决时，乃发见固有文化长短得失，而与罗素一样地宝爱中国文化。然此时仍继续研索这些事实问题（经济、政治）之出路何在；但求事情作得通，其他一切不计。我完全不先悬一“中国本位”的标准，或莫损及固有文化的限定。设若先悬有一标准或限定，而又是这样抽象虚缈不好捉摸的标准限定，那么一切探讨研索将成窒碍，中国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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