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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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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态度在二十余年前曾提出“对西洋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造”之说。这见于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结论中。但国人不留意，或以我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今我无意申明旧话，只辩明“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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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十几年，英国学者罗素于其讲学中国而返欧之后，曾著有《中国问题》一小册。其中有类似“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主张。他说，无论为中国人打算，为世界人类打算，都应当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过今日中国已陷于问题中而亟待解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它的政治、经济都必须改造。在改造时，都要顾及中国文化才好。不问用何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只要能达到中国文化长存于世界之目的，罗素他都赞成。他这番意思真是可敬可感。恐怕中国人真正抱着这种心肠者，还不多有。然在当时，我就指出罗素此种顾虑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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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认为可宝爱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之一种人生观或某种精神、某些优点而言。其所用“文化”一词，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相关系而不包政治经济在其内。所以他将中国问题区别为文化、政治、经济三面（见他原书）。为说话方便，分为三面说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只是一个问题，而不可分割得开。在解决时，亦是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在问题解决上（即中国的出路上），必含有文化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离不开旧文化，亦无疑问。因为所解决者，固属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正是从很远历史演下来到眼前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得不到解决；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亦无从而解决起。办法是要从事实中寻出的；出路是要受历史背景决定的。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都不必怕在中国问题解决上将会忽略遗漏他原来优长之处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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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探讨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经济、政治两大难关，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只在求经济、政治问题解决时，乃发见固有文化长短得失，而与罗素一样地宝爱中国文化。然此时仍继续研索这些事实问题（经济、政治）之出路何在；但求事情作得通，其他一切不计。我完全不先悬一“中国本位”的标准，或莫损及固有文化的限定。设若先悬有一标准或限定，而又是这样抽象虚缈不好捉摸的标准限定，那么一切探讨研索将成窒碍，中国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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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之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这是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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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漱溟最近文录》，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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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中华正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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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刚报》（衡阳），194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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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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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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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所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问题”，其中一层一层多有待于解说。今天即进行此工作，题目虽换，其实仍是赓续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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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了我说“中国文化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的话，一定发生许多疑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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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这一名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发见沿用，好像是近几十年受西洋潮流影响而来。如何可以说中国自古便富于民主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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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即在西洋亦是所谓近代潮流，其制度之出现，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如何可以说中国有之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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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是生活中之一方面，亦就是文化中一方面。生活是整个的，文化亦有其整个性。假如政治上不民主，而说文化中富于民主精神，不是有些说不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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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类，一定很多，一定笑我是专门作“中外古今”八股的。莫忙，莫忙，且容我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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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前天我解释民主的话不错，我就根据这再来说。先说政治。虽然中国在政治上民主不足，其实自古以来亦就了不起；例如古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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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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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视其民如草芥，则民视其君如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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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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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这于民主精神的前四点（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为何等之发挥高扬？简直可以吓倒人！然而却是中国古典中论政治的话，并且这类话尽多。到明末黄黎洲先生著《明夷待访录》，更畅发其义，明彻非常，为清末民主革命运动者所爱诵。然而黎洲先生却是纯粹儒家，一秉孔孟之传（著《明儒学案》），没受其他外来影响。谁能否认中国自古便富于民主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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