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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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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态度在二十余年前曾提出“对西洋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造”之说。这见于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结论中。但国人不留意,或以我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今我无意申明旧话,只辩明“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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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十几年,英国学者罗素于其讲学中国而返欧之后,曾著有《中国问题》一小册。其中有类似“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主张。他说,无论为中国人打算,为世界人类打算,都应当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过今日中国已陷于问题中而亟待解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它的政治、经济都必须改造。在改造时,都要顾及中国文化才好。不问用何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只要能达到中国文化长存于世界之目的,罗素他都赞成。他这番意思真是可敬可感。恐怕中国人真正抱着这种心肠者,还不多有。然在当时,我就指出罗素此种顾虑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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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认为可宝爱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之一种人生观或某种精神、某些优点而言。其所用“文化”一词,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相关系而不包政治经济在其内。所以他将中国问题区别为文化、政治、经济三面(见他原书)。为说话方便,分为三面说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只是一个问题,而不可分割得开。在解决时,亦是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在问题解决上(即中国的出路上),必含有文化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离不开旧文化,亦无疑问。因为所解决者,固属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正是从很远历史演下来到眼前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得不到解决;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亦无从而解决起。办法是要从事实中寻出的;出路是要受历史背景决定的。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都不必怕在中国问题解决上将会忽略遗漏他原来优长之处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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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探讨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经济、政治两大难关,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只在求经济、政治问题解决时,乃发见固有文化长短得失,而与罗素一样地宝爱中国文化。然此时仍继续研索这些事实问题(经济、政治)之出路何在;但求事情作得通,其他一切不计。我完全不先悬一“中国本位”的标准,或莫损及固有文化的限定。设若先悬有一标准或限定,而又是这样抽象虚缈不好捉摸的标准限定,那么一切探讨研索将成窒碍,中国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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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之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这是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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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漱溟最近文录》,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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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中华正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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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刚报》(衡阳),194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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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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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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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所谈“中国文化中的民主问题”,其中一层一层多有待于解说。今天即进行此工作,题目虽换,其实仍是赓续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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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了我说“中国文化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的话,一定发生许多疑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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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这一名词在中国文化中的发见沿用,好像是近几十年受西洋潮流影响而来。如何可以说中国自古便富于民主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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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即在西洋亦是所谓近代潮流,其制度之出现,在推翻封建制度之后。如何可以说中国有之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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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是生活中之一方面,亦就是文化中一方面。生活是整个的,文化亦有其整个性。假如政治上不民主,而说文化中富于民主精神,不是有些说不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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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类,一定很多,一定笑我是专门作“中外古今”八股的。莫忙,莫忙,且容我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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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前天我解释民主的话不错,我就根据这再来说。先说政治。虽然中国在政治上民主不足,其实自古以来亦就了不起;例如古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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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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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视其民如草芥,则民视其君如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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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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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这于民主精神的前四点(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为何等之发挥高扬?简直可以吓倒人!然而却是中国古典中论政治的话,并且这类话尽多。到明末黄黎洲先生著《明夷待访录》,更畅发其义,明彻非常,为清末民主革命运动者所爱诵。然而黎洲先生却是纯粹儒家,一秉孔孟之传(著《明儒学案》),没受其他外来影响。谁能否认中国自古便富于民主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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