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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宗教更有其直接对人群社会的功用。当人类文化浅的时候，社会关系亦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未著；然若分离零散则不成社会，亦将无文化。宗教恰好在此处有其统摄团结的功用。此其一。又社会生活之进行，不能不赖有一种秩序；但群众间互相了解彼此同意，从理性而产生秩序，自不能期望于那时的人；而且因其冲动太强，民不畏死，峻法严刑亦每每无用。宗教恰好在此处有其统摄驯服的功用。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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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种功用，皆从一个要点来，即趁其在惶怖疑惑种种幻想中，而建立一共同信仰目标。一共同信仰目标既立，涣散的人群自能收拢凝聚，而同时宰制众人调驯蛮性的种种方法，亦从而得到了。过去的中国农民造反，如黄巾如白莲教等，或其排外运动，如义和拳；或其自卫运动，如红枪会等；无一不借一种宗教迷信来领导，古今一概。要以为质鲁而散漫的农民，非此团拢不来，统率不了。其事似可以资参证，而有悟。比及晚近社会，人与人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已从经济上建筑起来，而其秩序则受成于政治；宗教之功用渐失。其所以不得不退位者，正在此；理智批评，科学发达等影响，似尚在其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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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五 中国缺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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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宗教一类的迷信及各种宗教行为，在中国人不是没有的；既散见于民间，还著见于往日的朝廷。且自佛教传入后，引起模仿而形成了中国独有之道教。其他各大宗教，世界上别处有的，渐渐中国亦有。但中国缺乏宗教，差不多为学者公认的。这话怎讲呢？这约可分三层来指证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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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托于宗教庇荫而来的。——说“中国文化”，是指现在所流传者，为中国民族最近以前所受用者而说。其发展开朗在距今二千余年前；前后历史大约三千年光景。再往前去，或则言之难详，或则于后世生活无大关系，仅在文化史上占有分量，而在文化上却无足计。我们就这一段来看，其不是托于宗教庇荫而发展来的，史实甚明白。至于以前的一千余年乃至远古，亦许与世界各地文化同样得力于宗教，则是想当然的事，不在否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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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没有足以和全部文化相称相配的宗教。——中国文化之全部若经济、若政治、若学术思想，距今二千年前已进于高明广大之域，但却没有一个在信仰思想上成系统在社会生活上建立制度组织的伟大宗教，与之相配合，至多不过在某一期间文化上，有某一宗教颇为兴盛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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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文化不依宗教做中心。——前说非有较高的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统一，每有赖一大宗教；中国独不然。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言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中心在别处每为一大宗教者，在这里却谁都知道是孔子以来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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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六 儒家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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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以来之儒家，是一学派，非一宗教，然其在社会上之势力却等于一大宗教。故英国罗素B.Russell尝以此为中国文化最大特色之一。[4]至于后世崇奉太过，不免有迹近宗教者，其去孔子时固已两千年之遥矣。美国桑戴克Lyum Thorrdike著《世界文化史》，[5]以外国人论中国事，见解却甚明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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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绝不自称为神所使，或得神启示。而且相反地，“子不语怪、力、乱、神”。故孔子没后，弟子亦未奉之为神也。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觉，但“学而不厌”，“过则勿惮改”。孔子绝无避世之意，而周游列国求有所遇，以行其改革思想。（这对于宗教出世说，他为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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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言，贯注人身有如光透过玻璃，使人立地省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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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其恰合人生之故，绝非以感情引人，或以宗教神秘动人，或以损己利人者示人。（宗教家恒牺牲一己以救世。）孔子标“恕”字为格言，释之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对于以德报怨，则曰“何以报德”？对于“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以为宜者，则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浅近平易，曲尽人情的理性，显然与宗教家感情激越陈义太高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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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又引录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几则话，惜欠说明。要知世间最动摇人感情的事，莫过所亲爱者之死，或自己的死亡。而在这里，恰又为人类知识所不及。一面人们最易于此接受宗教，一面宗教最易于此建立。所以宗教总脱不开生死鬼神这一套。孔子偏偏全副精神用在现有世界（现有世界就是我们知识中的世界），而不谈这一套。此为儒家非宗教的大证据。随着生死鬼神这一套而来的，是其罪福观念。罪福为超绝知识之另一世界所主宰，并且罪福之大者犹不在现世。于是祈祷禳祓及修道，乃为必不可少的宗教行为。而孔子对人之请祷，则曰，“丘之祷也久矣”。对人媚奥媚灶之问，则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试问：这如何算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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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孔子之积极面目尚待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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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七 儒家独具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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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独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万一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答曰“安”。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说明理由，仍让他自己判断。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只婉叹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指出彼此观点，不作断案。儒家极重礼，却可如此随意拿来讨论改作。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礼，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引起凶争惨祸；其固执不通，可骇亦复可笑。此无他，宗教上固是奉行神的教诫，不出于人的制作，其标准为外在的，呆定的，绝对的；而儒家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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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未尝排斥或批评宗教（这是在当时不免为愚笨之举的），但他实在是宗教最有力的对头敌人，因他专从启发人类理性上作工夫。中国经书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经典中，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气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话。或者为原来就不多，或因为孔子的删订。这样就使得中国人头脑少许多障蔽。到了《论语》，则当时之务为理性的启发，完全可见。他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指点人去理会事情而在自家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与自求。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此在人类心理的发育开展上，明明有高下之分。既进于开明之后，要再退下来甚难。宗教在中国于是再无可能。这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其后中国虽礼崩乐亡，而总不翻回去请出一个宗教来。有灯亦不亮；——散碎的宗教迷信不绝于社会间，而总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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