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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七 儒家独具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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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独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万一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答曰“安”。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说明理由,仍让他自己判断。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只婉叹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指出彼此观点,不作断案。儒家极重礼,却可如此随意拿来讨论改作。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礼,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引起凶争惨祸;其固执不通,可骇亦复可笑。此无他,宗教上固是奉行神的教诫,不出于人的制作,其标准为外在的,呆定的,绝对的;而儒家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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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未尝排斥或批评宗教(这是在当时不免为愚笨之举的),但他实在是宗教最有力的对头敌人,因他专从启发人类理性上作工夫。中国经书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经典中,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气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话。或者为原来就不多,或因为孔子的删订。这样就使得中国人头脑少许多障蔽。到了《论语》,则当时之务为理性的启发,完全可见。他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指点人去理会事情而在自家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与自求。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此在人类心理的发育开展上,明明有高下之分。既进于开明之后,要再退下来甚难。宗教在中国于是再无可能。这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其后中国虽礼崩乐亡,而总不翻回去请出一个宗教来。有灯亦不亮;——散碎的宗教迷信不绝于社会间,而总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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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儒家礼乐颇具宗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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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常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生;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现在所存留者不过是些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到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必将全副生活事实安排妥当而美化,如儒家礼乐者,才得直接影响到整个生命,而彻底换一新人生。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古代野蛮的人生?孔子只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分遗产就由他承受了。而礼之崩,乐之亡,便已于此时渐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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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宗教的周孔礼乐,其中有沿袭于古代宗教的,如祀祖祭大之类是。其所以到底不是宗教,盖因其精神已变。冯友兰先生曾有一篇《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说得颇明白。这篇文全从儒家固有理论,来指点其所有许多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是宗教。这些礼文一面既妙能慰安情感,极其曲尽深到;一面复极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背理性。他有总括的几句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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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桑戴延纳Santayana主张宗教亦宜放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但依儒家对于其所拥护之丧礼与祭礼之解释与理论,则儒家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古时所有之丧祭礼,或为宗教的仪式,其中包含不少之迷信与独断。但儒家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变而为诗,斯乃儒家之大贡献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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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丧、葬、祭各种,一一指证说明,皆饶有诗或艺术的趣味,持一种诗的态度。不但祭祀祖先如此,对任何祭祀亦持此态度。儒家固自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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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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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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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这些礼文,或引发崇高之情,或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求得什么。外人见其行径同于宗教,即误认作宗教;那是于“敬鬼神而远之”,只看见其“敬”,没有注意其“远”。论其功用,胜过宗教,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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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理性启发靠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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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始于思想或说话”;但只从思想说话上启发理性,为效却甚有限。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使人的心理性情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能现,其效乃最大最神。儒书(《礼记·乐记》)于此有说得极分明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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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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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故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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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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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问题,不外天灾与人祸二者;而人祸更凶过天灾,如今日世界战争是其实例。“天下皆宁”(即天下太平),是儒者所抱志愿;照我替他说明,就是要使人间无人祸而已。人祸如何得解除呢?应先看人祸由何起。很多[人]说是由自私起的,并认自私为人性之本然。这完全是不明事实真象,误解人性;此处姑不深辨。我且提出一个问题来:一个明白人是否亦一定自私呢?亦许会有人承认,明白人不自私的。然则病在不明白而已。我再问:一个自私的人若极其明白,是否仍非损人就无从利己呢?似乎许多社会科学所昭示吾人者(利人即是利己,人己两利乃为真利),不如此罢!然则病亦在不明白而已。再试想:人虽自私,却绝对不残暴,是否祸害可以减轻呢?谅必行人亦将承认这样祸害是不烈的。然则不怕自私,而最怕强暴凶残了。总起来说,人祸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实在是愚蔽与强暴两大问题;若离开它们,自私亦不足为祸。让一步言之,人类进到今世,心计日工,亦许自私之为祸烈;却在古代的人,知解不足,冲动极强,当以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古时儒家彻见及此,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不只宗教化为礼,直将人生公私生活,上自政治、法律、军事、外交,下至养生送死之一切,尤小礼乐化之。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之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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