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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儒家礼乐颇具宗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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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常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生；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现在所存留者不过是些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到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必将全副生活事实安排妥当而美化，如儒家礼乐者，才得直接影响到整个生命，而彻底换一新人生。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古代野蛮的人生？孔子只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分遗产就由他承受了。而礼之崩，乐之亡，便已于此时渐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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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宗教的周孔礼乐，其中有沿袭于古代宗教的，如祀祖祭大之类是。其所以到底不是宗教，盖因其精神已变。冯友兰先生曾有一篇《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说得颇明白。这篇文全从儒家固有理论，来指点其所有许多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是宗教。这些礼文一面既妙能慰安情感，极其曲尽深到；一面复极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背理性。他有总括的几句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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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桑戴延纳Santayana主张宗教亦宜放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但依儒家对于其所拥护之丧礼与祭礼之解释与理论，则儒家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古时所有之丧祭礼，或为宗教的仪式，其中包含不少之迷信与独断。但儒家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变而为诗，斯乃儒家之大贡献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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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丧、葬、祭各种，一一指证说明，皆饶有诗或艺术的趣味，持一种诗的态度。不但祭祀祖先如此，对任何祭祀亦持此态度。儒家固自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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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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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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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这些礼文，或引发崇高之情，或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求得什么。外人见其行径同于宗教，即误认作宗教；那是于“敬鬼神而远之”，只看见其“敬”，没有注意其“远”。论其功用，胜过宗教，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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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理性启发靠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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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始于思想或说话”；但只从思想说话上启发理性，为效却甚有限。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使人的心理性情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能现，其效乃最大最神。儒书（《礼记·乐记》）于此有说得极分明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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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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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故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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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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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问题，不外天灾与人祸二者；而人祸更凶过天灾，如今日世界战争是其实例。“天下皆宁”（即天下太平），是儒者所抱志愿；照我替他说明，就是要使人间无人祸而已。人祸如何得解除呢？应先看人祸由何起。很多[人]说是由自私起的，并认自私为人性之本然。这完全是不明事实真象，误解人性；此处姑不深辨。我且提出一个问题来：一个明白人是否亦一定自私呢？亦许会有人承认，明白人不自私的。然则病在不明白而已。我再问：一个自私的人若极其明白，是否仍非损人就无从利己呢？似乎许多社会科学所昭示吾人者（利人即是利己，人己两利乃为真利），不如此罢！然则病亦在不明白而已。再试想：人虽自私，却绝对不残暴，是否祸害可以减轻呢？谅必行人亦将承认这样祸害是不烈的。然则不怕自私，而最怕强暴凶残了。总起来说，人祸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实在是愚蔽与强暴两大问题；若离开它们，自私亦不足为祸。让一步言之，人类进到今世，心计日工，亦许自私之为祸烈；却在古代的人，知解不足，冲动极强，当以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古时儒家彻见及此，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不只宗教化为礼，直将人生公私生活，上自政治、法律、军事、外交，下至养生送死之一切，尤小礼乐化之。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之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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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文化史上一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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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欧洲近世文化史上，得一旁证。就是：十八世纪欧洲文化界崇尚理性的新潮流，实感受中国的影响而来；而中国儒家含藏之反宗教之精神，亦即于此揭出。兹陈其要略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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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理性时代”。——自十三世纪以至十七世纪之间，是欧洲所谓“文艺复兴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有“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之称。康德Kant曾为下定义云：启蒙就是有自主独立之精神状态，征见于个人有勇气以自由使用其理性。此时反宗教之思想特著，殆将以理性的权威替代上帝的权威，辟出哲学的文化，推翻中世纪宗教的文化。当时的思想家皆泛称哲学家，不必专治哲学而实无所不谈；因亦有“哲学时代”之称。文艺复兴时代，当然以希腊文化为其思想之主潮；理性时代则以中国文化为其主潮。理性时代之欧人（尤其法国德国）狂热于中国文化，正不异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等之狂热于希腊古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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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思想入欧洲。——中国之物质文明输入欧洲颇早；中国思想入欧，当以十七十八两世纪为主，其间（1645—1742年）天主教徒之争论中国礼仪问题，盖尤其良好机会也。所谓中国礼仪，指中国社会所通行之祭祖祀孔敬天之礼。天主教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来中国传教，初时对此取宽容妥协态度。以为祭祖不过人子孝思之诚；祀孔则敬其为人师表；不足为异端之信仰。至若敬天，则正与彼教信奉万有真宰之义相合。后来其他派教士反对之，认为祭祖祀孔实即异端之偶像崇拜，敬天则不过苍苍之天，而非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这一切都应当严行禁止。由是引起争论，前后延至百年之久，促动欧洲知识阶级无论是宗教家非宗教家，群集其注意中国文化之研究。而耶稣会教士及其他教士之来中国者，诵习中国书典，接触中国政治，所得亦广亦深，著述出版至为丰富，遂使中国思想传播欧土。更得彼土很多大思想家踊跃为之阐扬，所发生之影响乃至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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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发生之影响。——耶稣教士之介绍中国思想，原意在附会其自己教义；无如中国思想实非宗教的，而其理性之充沛反而给欧洲思想界一大刺激，开导了反宗教潮流，从而形成了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则非当初所及预料矣。如赖赫淮恩（Reich Wein）在其《中国与欧洲》一书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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