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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76 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儒家礼乐颇具宗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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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78 俗常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生;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现在所存留者不过是些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到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必将全副生活事实安排妥当而美化,如儒家礼乐者,才得直接影响到整个生命,而彻底换一新人生。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之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的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古代野蛮的人生?孔子只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分遗产就由他承受了。而礼之崩,乐之亡,便已于此时渐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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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80 替代宗教的周孔礼乐,其中有沿袭于古代宗教的,如祀祖祭大之类是。其所以到底不是宗教,盖因其精神已变。冯友兰先生曾有一篇《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说得颇明白。这篇文全从儒家固有理论,来指点其所有许多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是宗教。这些礼文一面既妙能慰安情感,极其曲尽深到;一面复极见其所为开明通达,不背理性。他有总括的几句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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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82 近人桑戴延纳Santayana主张宗教亦宜放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但依儒家对于其所拥护之丧礼与祭礼之解释与理论,则儒家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古时所有之丧祭礼,或为宗教的仪式,其中包含不少之迷信与独断。但儒家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变而为诗,斯乃儒家之大贡献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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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84 于是他就丧、葬、祭各种,一一指证说明,皆饶有诗或艺术的趣味,持一种诗的态度。不但祭祀祖先如此,对任何祭祀亦持此态度。儒家固自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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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86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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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88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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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90 大抵这些礼文,或引发崇高之情,或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求得什么。外人见其行径同于宗教,即误认作宗教;那是于“敬鬼神而远之”,只看见其“敬”,没有注意其“远”。论其功用,胜过宗教,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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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96 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理性启发靠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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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798 “理性始于思想或说话”;但只从思想说话上启发理性,为效却甚有限。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使人的心理性情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能现,其效乃最大最神。儒书(《礼记·乐记》)于此有说得极分明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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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00 “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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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02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故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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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04 “……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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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06 人类的问题,不外天灾与人祸二者;而人祸更凶过天灾,如今日世界战争是其实例。“天下皆宁”(即天下太平),是儒者所抱志愿;照我替他说明,就是要使人间无人祸而已。人祸如何得解除呢?应先看人祸由何起。很多[人]说是由自私起的,并认自私为人性之本然。这完全是不明事实真象,误解人性;此处姑不深辨。我且提出一个问题来:一个明白人是否亦一定自私呢?亦许会有人承认,明白人不自私的。然则病在不明白而已。我再问:一个自私的人若极其明白,是否仍非损人就无从利己呢?似乎许多社会科学所昭示吾人者(利人即是利己,人己两利乃为真利),不如此罢!然则病亦在不明白而已。再试想:人虽自私,却绝对不残暴,是否祸害可以减轻呢?谅必行人亦将承认这样祸害是不烈的。然则不怕自私,而最怕强暴凶残了。总起来说,人祸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实在是愚蔽与强暴两大问题;若离开它们,自私亦不足为祸。让一步言之,人类进到今世,心计日工,亦许自私之为祸烈;却在古代的人,知解不足,冲动极强,当以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古时儒家彻见及此,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不只宗教化为礼,直将人生公私生活,上自政治、法律、军事、外交,下至养生送死之一切,尤小礼乐化之。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之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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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12 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文化史上一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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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14 所有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欧洲近世文化史上,得一旁证。就是:十八世纪欧洲文化界崇尚理性的新潮流,实感受中国的影响而来;而中国儒家含藏之反宗教之精神,亦即于此揭出。兹陈其要略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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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16 一、所谓“理性时代”。——自十三世纪以至十七世纪之间,是欧洲所谓“文艺复兴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有“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之称。康德Kant曾为下定义云:启蒙就是有自主独立之精神状态,征见于个人有勇气以自由使用其理性。此时反宗教之思想特著,殆将以理性的权威替代上帝的权威,辟出哲学的文化,推翻中世纪宗教的文化。当时的思想家皆泛称哲学家,不必专治哲学而实无所不谈;因亦有“哲学时代”之称。文艺复兴时代,当然以希腊文化为其思想之主潮;理性时代则以中国文化为其主潮。理性时代之欧人(尤其法国德国)狂热于中国文化,正不异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等之狂热于希腊古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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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18 二、中国思想入欧洲。——中国之物质文明输入欧洲颇早;中国思想入欧,当以十七十八两世纪为主,其间(1645—1742年)天主教徒之争论中国礼仪问题,盖尤其良好机会也。所谓中国礼仪,指中国社会所通行之祭祖祀孔敬天之礼。天主教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来中国传教,初时对此取宽容妥协态度。以为祭祖不过人子孝思之诚;祀孔则敬其为人师表;不足为异端之信仰。至若敬天,则正与彼教信奉万有真宰之义相合。后来其他派教士反对之,认为祭祖祀孔实即异端之偶像崇拜,敬天则不过苍苍之天,而非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这一切都应当严行禁止。由是引起争论,前后延至百年之久,促动欧洲知识阶级无论是宗教家非宗教家,群集其注意中国文化之研究。而耶稣会教士及其他教士之来中国者,诵习中国书典,接触中国政治,所得亦广亦深,著述出版至为丰富,遂使中国思想传播欧土。更得彼土很多大思想家踊跃为之阐扬,所发生之影响乃至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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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06820 三、所发生之影响。——耶稣教士之介绍中国思想,原意在附会其自己教义;无如中国思想实非宗教的,而其理性之充沛反而给欧洲思想界一大刺激,开导了反宗教潮流,从而形成了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则非当初所及预料矣。如赖赫淮恩(Reich Wein)在其《中国与欧洲》一书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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