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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这些礼文，或引发崇高之情，或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求得什么。外人见其行径同于宗教，即误认作宗教；那是于“敬鬼神而远之”，只看见其“敬”，没有注意其“远”。论其功用，胜过宗教，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邻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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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理性启发靠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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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始于思想或说话”；但只从思想说话上启发理性，为效却甚有限。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使人的心理性情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能现，其效乃最大最神。儒书（《礼记·乐记》）于此有说得极分明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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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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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故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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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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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问题，不外天灾与人祸二者；而人祸更凶过天灾，如今日世界战争是其实例。“天下皆宁”（即天下太平），是儒者所抱志愿；照我替他说明，就是要使人间无人祸而已。人祸如何得解除呢？应先看人祸由何起。很多[人]说是由自私起的，并认自私为人性之本然。这完全是不明事实真象，误解人性；此处姑不深辨。我且提出一个问题来：一个明白人是否亦一定自私呢？亦许会有人承认，明白人不自私的。然则病在不明白而已。我再问：一个自私的人若极其明白，是否仍非损人就无从利己呢？似乎许多社会科学所昭示吾人者（利人即是利己，人己两利乃为真利），不如此罢！然则病亦在不明白而已。再试想：人虽自私，却绝对不残暴，是否祸害可以减轻呢？谅必行人亦将承认这样祸害是不烈的。然则不怕自私，而最怕强暴凶残了。总起来说，人祸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实在是愚蔽与强暴两大问题；若离开它们，自私亦不足为祸。让一步言之，人类进到今世，心计日工，亦许自私之为祸烈；却在古代的人，知解不足，冲动极强，当以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古时儒家彻见及此，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的礼乐运动。不只宗教化为礼，直将人生公私生活，上自政治、法律、军事、外交，下至养生送死之一切，尤小礼乐化之。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之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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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文化史上一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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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欧洲近世文化史上，得一旁证。就是：十八世纪欧洲文化界崇尚理性的新潮流，实感受中国的影响而来；而中国儒家含藏之反宗教之精神，亦即于此揭出。兹陈其要略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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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理性时代”。——自十三世纪以至十七世纪之间，是欧洲所谓“文艺复兴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有“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之称。康德Kant曾为下定义云：启蒙就是有自主独立之精神状态，征见于个人有勇气以自由使用其理性。此时反宗教之思想特著，殆将以理性的权威替代上帝的权威，辟出哲学的文化，推翻中世纪宗教的文化。当时的思想家皆泛称哲学家，不必专治哲学而实无所不谈；因亦有“哲学时代”之称。文艺复兴时代，当然以希腊文化为其思想之主潮；理性时代则以中国文化为其主潮。理性时代之欧人（尤其法国德国）狂热于中国文化，正不异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等之狂热于希腊古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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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思想入欧洲。——中国之物质文明输入欧洲颇早；中国思想入欧，当以十七十八两世纪为主，其间（1645—1742年）天主教徒之争论中国礼仪问题，盖尤其良好机会也。所谓中国礼仪，指中国社会所通行之祭祖祀孔敬天之礼。天主教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来中国传教，初时对此取宽容妥协态度。以为祭祖不过人子孝思之诚；祀孔则敬其为人师表；不足为异端之信仰。至若敬天，则正与彼教信奉万有真宰之义相合。后来其他派教士反对之，认为祭祖祀孔实即异端之偶像崇拜，敬天则不过苍苍之天，而非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这一切都应当严行禁止。由是引起争论，前后延至百年之久，促动欧洲知识阶级无论是宗教家非宗教家，群集其注意中国文化之研究。而耶稣会教士及其他教士之来中国者，诵习中国书典，接触中国政治，所得亦广亦深，著述出版至为丰富，遂使中国思想传播欧土。更得彼土很多大思想家踊跃为之阐扬，所发生之影响乃至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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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发生之影响。——耶稣教士之介绍中国思想，原意在附会其自己教义；无如中国思想实非宗教的，而其理性之充沛反而给欧洲思想界一大刺激，开导了反宗教潮流，从而形成了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则非当初所及预料矣。如赖赫淮恩（Reich Wein）在其《中国与欧洲》一书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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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士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世人不只诵读，还要实行。他们不知其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是他们不独介绍了中国哲学，更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出来；因此欧洲人便对中国文化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亦成为当时动荡欧洲政局之一理想模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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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具体表现，法德两国所受影响甚巨，英国则较差。惟法德两国之表见，亦颇不同。大抵法国偏于以唯物论、无神论、自然主义来接受中国思想，百科全书派为其代表，而影响于政治则法国大革命。德国偏于以泛神论，自然神教来接受中国思想，来勃尼兹及吴尔夫等为其代表，卒产生于欧洲哲学正宗之康德黑格尔一派观念论。同时其影响于政治者，则为腓特烈大帝之开明专制。以下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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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有人说过“法国大革命为哲学之产物”，黑格尔于著作中特加以肯定。[9]克鲁泡特金著《法国大革命史》亦云“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久已攻击当时之政治社会组织。……哲学家当时之宣告‘理智’为至高无上，劝人信仰人的天性之说，实为人类开一新纪元”，[10]此哲学即反宗教之思想，为革命运动所自出；肖若瑟从宗教立场所著《圣教史略》指证之甚明。[11]有名之“百科全书派”，代表反宗教思想阵营，同时即为倾倒于中国文化者，又即为革命之发动者，此派多数为耶稣会出身；——威尔斯说“此一群优秀之士（指百科全书家），大都系耶稣会中富有反叛思想精神之人”。此派领袖人物荷尔巴赫（Baron Holbach）著《自然的体系》，后世视为无神论之唯一文献，唯物论之圣书；其所著《社会的体系》中，乃盛赞中国社会及政治，主张政治与道德结合如中国之例，末后结论公然宣称“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而其在当时革命运动上，则史家说“荷尔巴赫的沙龙（客厅）真正是第三阶级及其和法国旧制度作思想斗争之大本营。……革命首先是诞生于荷尔巴赫的沙龙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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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法国启蒙运动之最大权威，莫不知为福禄特尔（Voltaire）；其浸染于中国思想之深，与倾服中国文化之至，亦无以复加。他之反对宗教，攻击教会，激烈无比；但却不以无神论来理解中国哲学，而宁以有神——或赫克尔（Hoeckel）所说，是一种“有礼的无神论”。他认为“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政治组织”。他几乎是一“全盘中化论”者。他尝叹息：我们不能如中国人一样，真是太不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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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为启蒙运动之见于政治经济学术者；虽响慕于中国之开明专制，而实推动了当时革命，有如马耳来大所称“重农主义盖上一层泥土的薄膜，而蕴含着革命的细菌”。此派思想完全导源中国；其创始者魁斯奈（Quesnay）因有“欧洲的孔子”之称。魁氏所著之《经济学图表》，为学术上一大发明，马克思许其为近世政治经济学之始祖。而其弟子大密拉搏（The elder Mirabeou）则竟指为继承于孔子的。又其所著《中国专制政治论》，谓中国之天理天则即是彼所主张之“自然法”；“自然法”实为中国道德之基础，且为中国政治及社会制度之基础。道德与政治于是乃一致不分，而伦理学与政治学终之为同一的学问。因而中国之文物制度，亦与自然同其悠久不变，永续于数千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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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举此为例，其余如孟德斯鸠等，尚有许多人，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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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反宗教思想虽盛于法国，然其理论之完成必属于德国。所以有人说“法国革命判决了帝王贵族的死刑，而德国哲学却判决了上帝的死刑”。又说“思想界的伟大破坏者康德，在恐怖主义上是远离开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所不及的”。此其成就，可谓一种精神界之革命，此种精神革命表见于哲学文学各方面，而直接间接莫不受中国之影响。兹举其尤著者来勃尼兹与吴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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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勃尼兹（G.W.Leibniz）为德国启蒙哲学元祖，早在青年时受中国哲学影响，至中年更与耶稣会士之履中土者多人为亲密之往还，益助其对中国之研究。在宗教问题上，他有进于高明的神学思想，因此他比耶稣会更进一步而认宋儒所言之“理”即神（耶稣会仅承认先儒所言之“天”即神，而不承认后儒所言之“理”）。对于教士反对中国礼仪批评中国思想者，他替中国辩护不遗余力。他完全崇拜中国文化，尤其在人生实践方面，以为欧洲人是必须自认其不及的。下列几句话，略可看出他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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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人类最大祸害即从人类而来，复归于人类本身。人人相对如狼的谚语，尚不足以形容。由于我们的无限愚昧，加以不幸的自然遭遇，还不够；我们又对于自身不断地创造苦难。要是理性对于这种祸害，还有救药的话，那末中国民族将首先是其良好规范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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