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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三 儒家之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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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等，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近代西洋要服从多数）。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的一个代名词用的时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应理就是“理性主义”。前说孔子专作启发理性的功夫；又说“儒家独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见前章）。那正指这不同乎理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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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切实指点出理性给人看的，是继承孔子精神的孟子。其言之明爽警辟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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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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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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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略）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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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欲之谓善。（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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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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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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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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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充无欲穿腧之心，而义不可胜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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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继承孟子精神的，为王阳明；就说“只好恶便尽了是非”。他们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给人们的感情要求，真大胆之极！我说他“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就在此。这在古代，除了中国，除了儒家，没有谁敢公然言这样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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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在中国，人类理性开发的早；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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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儒家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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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险的。在中国的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与汉民相处，恰可得一对照。回民都没有吸鸦片的，生活上且有许多良好习惯。汉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数。吸鸦片，就懒惰，就穷困，许多缺点因之而来。彼此相形，全然两样。其故就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为准于教规，受团体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改儒书，却没有宗教规条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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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败，孔孟当然没有看见。看见了，他仍未定放弃他的主张。他似乎彻底不承认有外面的准则可循。固然制礼作乐，从外面影响到生命亦是必须的；然制作必本乎人情。孟子总要争辨义在内而不在外，就为此。勉循外面标准，只是义的袭取，只是“行仁义”而非“由仁义行”。——论调之高如此；然这是儒家精神，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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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儒家没有教条；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的一条而已。他没有旁的，只是说：在你心里清明之时，好自想想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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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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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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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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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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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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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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