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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六 中西各有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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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面所说，读者可以明白，通常“理性”“理智”浑用不分者，我以心思作用一词当之；而于其中分别指出有此不同的两面。这样区分，最清楚而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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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作用，是对官体作用（感官器官）而言。物类生活，心思作用与官体作用浑一不分，直以官体作用掩盖了心思作用。到人类，心思作用乃发达而超于官体之上。故人类的特征，原应该说是在心思作用。在人类中，文化进步之古代中国近代西洋，都将这种特长发挥出来，到很可观地步，却不免各有所偏：理智成了西洋人的特征；而理性则为中国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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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读者可以明白：西洋之所谓“理性主义”，欧洲大陆哲学所谓“理性派”，史家之指目十八世纪为“理性时代”，要不过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而特偏于理智之发挥者；却与这里所谓“理性”殊非一事。读者又可以明白：近代欧洲所以受中国思想的刺激影响，如前章所述者，正非无故。因人类理性在中国开发的早，其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本来先于西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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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之各有所偏，可于两方学术上看出；因为学术是心思作用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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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见出的是西洋详于物理，而中国详于人事。固然较早时期中国亦曾以物质上许多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中国文化之开发较早于他们；到后来就完全不然了。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所欢迎的是他们带来作见面礼的物质文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其他技术等；而却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十八世纪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国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伦理思想、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虽将中国文化一切都理想化了的那些德国人法国人，亦知道纯理科学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够。从十九世纪中叶，世界交通大开，中国震惊于西洋而亟亟学习者，还是在其物的研究上。而直到二十世纪的最近，美国杜威博士来中国讲演，还说是西洋好为自然的研究，中国好作人事的研究，而致希望于其融合沟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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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研究，必用理智。理智就是对外作静观的数学头脑。或竟不妨说，宇宙本无所谓物质，物质就产生在吾人对外作静观之下[3]；而科学之精密者，亦没有不是纳研究对象于数学中而驾驭之。所以物质也，科学也，理智也，完全是相连的一回事；而近代西洋人于此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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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现象当自然现象一般地来作静的观察，是西洋人顺着自然科学的路所作的人事研究，许多社会科学即由此产生。但从前中国人则不出于此。中国人之人事研究，大要从人情出发。人情则非体会不能得。只有自己吃过苦，受过气，方体会到人家吃苦受气是什么味道。这要回省自己的经验；——非复对外。这要设身处地去想；——非复静观。这是理性的事，不是理智的事。老实说，中国从前亦并没有许多人事研究，不过爱讲道理，反反复复讲之不已。全然在理性上，转来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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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见出的是西洋有学有术，中国有术无学。此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言之较详。大意为中国走艺术的路，玄学的路，而缺乏科学。其结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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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书吏上面有许多关于某一项某一项——例如经济——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没有组织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 “学”。凡是中国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与西洋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两样。（中略）而这个结果，学固然是不会有，术亦同着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生理学病理学并非直接去治病的方书，而内科书外科书里治病的法子都根据于他而来。单讲治病的法子，不讲根本学理，何从讲出法子来呢？只就临床经验积累些个诀窍道理，无学为本，亦是完全不中用的。其结果，恰好借用一古语，是“不学无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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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说，心思作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中国人之不能离开应用而讲求知识，即是忙于行为不能冷静之证。其短于理智，由此全然可见。同时，与我们态度相反的西洋人，其知识成果之丰富与理智作用之发达，亦可表里互证而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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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见出的是西洋发展到认识论，而中国则产生“王学”，恰代表两极端之趋向。学术中之有论理学和认识论，是追穷到极冷静纯抽象地步，达于理智作用之最高点。然在西洋是热闹的学问，不是冷僻的学问。在中国除晚周诸子稍见一点外，两千多年完全无人理会。且正在西洋发展到认识论和科学知识大进之时，中国盛行王学（王阳明之学）。王学讲良知，是看轻后天学识的；尚力行（知行合一），是反冷静的。彼此遥遥相对，各趋向于一极端去。良知之知正是“情味之知”，千变万化总不出于好恶。力行之行，唯指好恶之贯彻实践，亦不及其他。换句话说，彻头彻尾在讲理性。理性理智本来相连，不意各自推演下去，竟尔如此相反！真是所谓由毫厘而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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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见出的是学术成果在西洋为对自然之征服，在中国为其人事之优胜。近代以至现代之西洋学术，步步向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前进，其成果之伟异可无待言。但中国学术之成果在那里呢？似不如西洋之昭然易见。然在中国文化的总成绩上，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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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开拓之广大，并能维持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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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族极其复杂而卒能同化融合，人口极其繁庶而卒能搏结统一，以成一伟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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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生命之悠久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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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秩序自尔维持，殆无假于外力（此点说明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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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应当是它（学术）的表见。此其表见者，莫非人事之优胜。心思向外而用制胜于物者，是理智。心思还用诸其身，而于社会人事见其丰亨优裕者，大约皆不外是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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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七 中国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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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精神在何处？我可以回答，就在富于理性。它表见在两点上：一为“向上之心强”；又一为“相与之情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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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心即是不甘于错误的心，知耻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社会生活合理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的便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前说儒家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就为他深见这是人类生命中本有的一极强要求。孟子于此指点最透，而称之曰“义”，曰“理”。后来“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数千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上之所特有，无非为辨明这个。这个心在古中国人亦许早已昭露，所以才产生儒家。而经过儒家一力信赖启发，更开出来中国人好讲理之风，是非观念独明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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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是无穷尽的，人的向上心，亦是无止境的。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就要在这里求。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于禽兽？所以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见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于此见出他的心事和其致力所在，既非宗教天国，亦不是现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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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故义理高于一切，而为其准绳。俗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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