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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七 中国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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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精神在何处？我可以回答，就在富于理性。它表见在两点上：一为“向上之心强”；又一为“相与之情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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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心即是不甘于错误的心，知耻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社会生活合理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的便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前说儒家完全信赖人类自己，就为他深见这是人类生命中本有的一极强要求。孟子于此指点最透，而称之曰“义”，曰“理”。后来“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数千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上之所特有，无非为辨明这个。这个心在古中国人亦许早已昭露，所以才产生儒家。而经过儒家一力信赖启发，更开出来中国人好讲理之风，是非观念独明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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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是无穷尽的，人的向上心，亦是无止境的。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就要在这里求。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不此之求，奚择于禽兽？所以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见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于此见出他的心事和其致力所在，既非宗教天国，亦不是现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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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故义理高于一切，而为其准绳。俗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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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讲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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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亦大不过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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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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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此者甚多，皆见其已成中国人之普遍信念。由他看出，学问就应当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就应当是教导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其所以寓政治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即根于此而来。他不承认“欲望本位”的人生，却又完全不是禁欲。在西洋不是走向禁欲主义（如中古），便翻过来拥护欲望（如近代以来）。中国恰又是中间独立的自成一条路，不落那两极端。——此无他，只为发见了理性而向上心强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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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与之间，是有情的。以孟子所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例来说，只要见了便是相与，便发生相关切之情，而不禁地奔去援以一手。此情出于情理，不同于高等动物里所表见的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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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宇宙，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无所限。反之，物类则极其有限。限于什么？限于与其本能有关系之事物。人是打破了这有限的关系，而得一大解放的。一面他能以平视泛观周及一切——即理智；一面他的生命廓然与物同体而情无所不到——即理性。理性就是从本能中解放出来的感情；而动物的情爱，却发于其本能。——此一问题容俟《人心与人生》一书中论之，此不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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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与之间，就有了伦理关系。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故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其应尽之义。如前所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人，便有奔去援手之义是也。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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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如国家）生活中，每课其分子以义务；即是硬性的，机械的，不容你不履行的。这却没有那样硬，那样呆板。因为这里的义务全从情谊而有，在乎各自主观之认识。恩深则义重，情疏则义亦薄。虽对他人而负责，却是自课的，不是他课的。虽有时不免舆论的监督制裁，那是旁观者打抱不平的心理而已。此认识与自课，为理性之事。旁观不平，亦理性之争。这与前说之义理，原同一个义理；但我们为便于指点，别称之曰“伦理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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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别重伦理情谊；中国社会构成，即建筑于伦理之上。我们后面还要再讲，此不多说。总结上面的话，“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是中国人数千年所表见的民族精神。归总起来，只是富于理性。他只是这一点长处，再没有旁的（尽你列举再多，要不过这里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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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西洋人短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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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许多中国人富于理性的话，旁人或要问：难道西洋人没有理性吗？真的！我可以指证西洋人之短于理性给读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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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古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诫不知有理义。罗素在他著的《中国之问题》中，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的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5]中国人向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自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则惧于触犯神和教诫，当成是一种“罪”。这个分别很大。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判别之，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无判别，茫无主张。因其理性未经启发，或反遭抑塞，所以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为没有道理的人。直待中国社会文化传播过去（十七八世纪），他们中间具有反宗教精神的人，发现了无宗教而人生依然有道德，无宗教而社会依然有条理秩序之实例，乃大欢喜。——这不是过去的西洋人，短于理性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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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以来到现在，诚然不同过去，宗教似一面变质复一面失势，而西洋人生乃转入一新风气。此一新风气是什么？即“自我中心，欲望本位”是也。此一转变，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引证群书，特加指点，读者最好参看。[6]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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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这时的人，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他就要向着世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本来“我”与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未分的；这时节被打成两截，而“我”与外面世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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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由是，这时的人对于自然界，取对待征服利用的态度，从而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乃至对人亦差不多取如是态度，而在其社会中逐渐开出了“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若对着野蛮或半开化人，更视同自然界一部分，不当是人；则由如是态度，而产生了非美亚澳各洲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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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内容，只是欲望盛，而心思力量向外用，发达了理智。此其关键，就在宗教禁欲主义锢蔽太甚的反动，转而逐求现世幸福。从他们“神圣底不知足”（divine discontent）一句话，其精神亦殊可见。[7]于是其替代宗教而指导人生的哲学思想，总充满了功利派气息，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末后的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彼此欲望活动的分限，而各得其活动范围。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一国一地方）私（一人）欲望的满足。若模仿前面的句法，我们便可说：近代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利害不知有是非，知有欲望不知有理义。——仍然是短于理性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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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是一脉下来的；变而未变，总缺乏向上一着。自我中心，则与伦理情谊其势相背，容后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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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理与斗力，为理性启发抑理性未启之分判。相尚以力，则理隐；相尚以理，则力隐。二者至不相容。然在西洋，力居显位；贯乎中近古代以至于今，此种情势尚未见大改。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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