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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如国家）生活中，每课其分子以义务；即是硬性的，机械的，不容你不履行的。这却没有那样硬，那样呆板。因为这里的义务全从情谊而有，在乎各自主观之认识。恩深则义重，情疏则义亦薄。虽对他人而负责，却是自课的，不是他课的。虽有时不免舆论的监督制裁，那是旁观者打抱不平的心理而已。此认识与自课，为理性之事。旁观不平，亦理性之争。这与前说之义理，原同一个义理；但我们为便于指点，别称之曰“伦理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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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别重伦理情谊；中国社会构成，即建筑于伦理之上。我们后面还要再讲，此不多说。总结上面的话，“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是中国人数千年所表见的民族精神。归总起来，只是富于理性。他只是这一点长处，再没有旁的（尽你列举再多，要不过这里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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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西洋人短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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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许多中国人富于理性的话，旁人或要问：难道西洋人没有理性吗？真的！我可以指证西洋人之短于理性给读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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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古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诫不知有理义。罗素在他著的《中国之问题》中，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的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5]中国人向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自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则惧于触犯神和教诫，当成是一种“罪”。这个分别很大。一是诉诸自己理性而判别之，主张之；一是以宗教教条替代自己理性而茫无判别，茫无主张。因其理性未经启发，或反遭抑塞，所以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为没有道理的人。直待中国社会文化传播过去（十七八世纪），他们中间具有反宗教精神的人，发现了无宗教而人生依然有道德，无宗教而社会依然有条理秩序之实例，乃大欢喜。——这不是过去的西洋人，短于理性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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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以来到现在，诚然不同过去，宗教似一面变质复一面失势，而西洋人生乃转入一新风气。此一新风气是什么？即“自我中心，欲望本位”是也。此一转变，在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引证群书，特加指点，读者最好参看。[6]简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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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这时的人，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他就要向着世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本来“我”与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未分的；这时节被打成两截，而“我”与外面世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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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由是，这时的人对于自然界，取对待征服利用的态度，从而产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乃至对人亦差不多取如是态度，而在其社会中逐渐开出了“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若对着野蛮或半开化人，更视同自然界一部分，不当是人；则由如是态度，而产生了非美亚澳各洲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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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内容，只是欲望盛，而心思力量向外用，发达了理智。此其关键，就在宗教禁欲主义锢蔽太甚的反动，转而逐求现世幸福。从他们“神圣底不知足”（divine discontent）一句话，其精神亦殊可见。[7]于是其替代宗教而指导人生的哲学思想，总充满了功利派气息，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末后的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彼此欲望活动的分限，而各得其活动范围。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一国一地方）私（一人）欲望的满足。若模仿前面的句法，我们便可说：近代以来的西洋人生，大体上知有利害不知有是非，知有欲望不知有理义。——仍然是短于理性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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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是一脉下来的；变而未变，总缺乏向上一着。自我中心，则与伦理情谊其势相背，容后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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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理与斗力，为理性启发抑理性未启之分判。相尚以力，则理隐；相尚以理，则力隐。二者至不相容。然在西洋，力居显位；贯乎中近古代以至于今，此种情势尚未见大改。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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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讲理，耻于用暴，西洋人反是。往者罗素来中国后曾一再地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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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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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武力解决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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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与尼采（Nietzsche）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质不利于战争，然实为无上之美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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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己的面目，每不易见；两相对照而后反映出来。罗素此叹，正是自悟他们西洋之所短。近年来，中国少年人口里或笔下不断地亦是“斗争”“斗争”，全从模仿外国来，在稍有中国夙养的人是感到刺耳刺目不安的。虽然我亦承认，对于中国礼让精神说，斗争亦是西洋的一种精神，不完全是短处。乃至西洋人体魄的武健，中国人身体的文弱，亦未始不由此而来。但理性或优或绌，必即此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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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俗，彼此见面各自拱手相揖，是谦敬的意思。今亦渐行相互握手礼，则学于西洋。虽是有相亲之意，然实欧洲人沿其故俗相斗以后彼此和解的表示。表示不复操兵相向了。盖斗争一词，今不过引申其义而用之；真的决斗之风在西洋百余年前还颇有的。如甄克斯《社会通诠》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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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夫宗法社会，民之所恃而无恐者，以有人种故，有族姓故，有乡社故，有行社（同业公会）故。凡此皆以族类聚而相保者也。顾其所以相保者，不外挟有众之势力，得以报复仇冤，有若血斗之事，此于群道之所以治安未足也。 （中略）此其为俗，终宗法之世沿用之；直至社会转为国家，犹不尽革。虽立刑宪，不能绝也。（中略）讼狱两造相持不下，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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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此以在中国本来有理之一造，一动武，旁观者，便不直其所为。像这个“曲胜直败无后言”。痛快是痛快，未免将理性抛在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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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注意者，如会议上之表决，如议员之选举，在今日西洋渐以理性出之者，原亦从哄斗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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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有一议，十人之中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为可用也。此自今观之，若甚怪者。然事在历史固无可疑。（中略）古之人无从众之说矣，然未尝无门户党人也。党人者何？一众之人利益相合，而共为所事者也。闻者将日，既有党人，其争于外者无论己；假有同气之争，非有三占从二之术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占探丸均非所用。一议未决，考于旧章；旧章不足，乃为调停。调停不能，唯有战耳。胜者得之，负者噤若。故古众人之于议也，设非尽同，必出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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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初民所以决疑定争者，大抵皆出于斗；则选举之争亦犹是耳。斗而胜，则胜家簇拥其所举者，以贡之于有司。有司受之，书其各以传之于国会。今日报章每及议院之选举，所用之成语皆沿于古初，其争选也，无殊其战也。此非仅借喻而已，盖古之事实，流传于文字间也。（中略）故其始出于实斗，浸假乃各为斗，而一党之人胜焉。虽然，何党？曰使他物而平等也，则必党之最众者。此计数多寡以为胜负之所由也。而出占（Vote；今译投票。——编者注）之法，亦从之以始。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溺。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使举者异，而众寡之数略均，又无以辨也。于是效战阵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今日国会选举所不敢以此法行者，恐民将由今之文，而反古之质也。故雍容揖让之术行焉，则出占（投票）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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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由是而知从众之制，所谓以少数服从多数者，其始乃武健忿争之事，而非出于礼让为国之思。使常决于战斗，则战者才力之高下，将者指挥之巧拙，皆将有胜负之异效。唯用从众之制，前之事皆可不计。易而易知，简而易从。是以其法大行，用以排难解纷，至于今不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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