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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俗，彼此见面各自拱手相揖，是谦敬的意思。今亦渐行相互握手礼，则学于西洋。虽是有相亲之意，然实欧洲人沿其故俗相斗以后彼此和解的表示。表示不复操兵相向了。盖斗争一词，今不过引申其义而用之；真的决斗之风在西洋百余年前还颇有的。如甄克斯《社会通诠》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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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夫宗法社会，民之所恃而无恐者，以有人种故，有族姓故，有乡社故，有行社（同业公会）故。凡此皆以族类聚而相保者也。顾其所以相保者，不外挟有众之势力，得以报复仇冤，有若血斗之事，此于群道之所以治安未足也。 （中略）此其为俗，终宗法之世沿用之；直至社会转为国家，犹不尽革。虽立刑宪，不能绝也。（中略）讼狱两造相持不下，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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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此以在中国本来有理之一造，一动武，旁观者，便不直其所为。像这个“曲胜直败无后言”。痛快是痛快，未免将理性抛在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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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可注意者，如会议上之表决，如议员之选举，在今日西洋渐以理性出之者，原亦从哄斗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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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有一议，十人之中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为可用也。此自今观之，若甚怪者。然事在历史固无可疑。（中略）古之人无从众之说矣，然未尝无门户党人也。党人者何？一众之人利益相合，而共为所事者也。闻者将日，既有党人，其争于外者无论己；假有同气之争，非有三占从二之术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占探丸均非所用。一议未决，考于旧章；旧章不足，乃为调停。调停不能，唯有战耳。胜者得之，负者噤若。故古众人之于议也，设非尽同，必出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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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初民所以决疑定争者，大抵皆出于斗；则选举之争亦犹是耳。斗而胜，则胜家簇拥其所举者，以贡之于有司。有司受之，书其各以传之于国会。今日报章每及议院之选举，所用之成语皆沿于古初，其争选也，无殊其战也。此非仅借喻而已，盖古之事实，流传于文字间也。（中略）故其始出于实斗，浸假乃各为斗，而一党之人胜焉。虽然，何党？曰使他物而平等也，则必党之最众者。此计数多寡以为胜负之所由也。而出占（Vote；今译投票。——编者注）之法，亦从之以始。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溺。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使举者异，而众寡之数略均，又无以辨也。于是效战阵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今日国会选举所不敢以此法行者，恐民将由今之文，而反古之质也。故雍容揖让之术行焉，则出占（投票）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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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由是而知从众之制，所谓以少数服从多数者，其始乃武健忿争之事，而非出于礼让为国之思。使常决于战斗，则战者才力之高下，将者指挥之巧拙，皆将有胜负之异效。唯用从众之制，前之事皆可不计。易而易知，简而易从。是以其法大行，用以排难解纷，至于今不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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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于温文尔雅的中国人，窃恐二三千年前（周孔时）早已不会如此。而原书所述，似不过其二百年前的西洋。此不独其理性之启，后于中国甚远，抑所以启之之路亦不同。中国是自内而外的，他们是自外而内的；关系非常重要，容后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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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陈独秀先生论东西民族性根本之差异[11]，头一条便举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又总括地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自有其道着处。但这个血初时不过是欧罗巴人的血，后来则转而延及五大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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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国家，其武力用于对外，内部秩序或者比中国还要好。但实斗虽无，假名为斗者却常见于社会，如劳资两方之闭厂与罢工，其著者也。杀人流血之凶，固已不见；其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依然未见大改于前。Might is Right的话，“有力者就是有理”，殆为西洋人所承受而不以为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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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秩序自尔维持，恒若无假外力；西洋社会反是。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而主要在其社会自有之礼俗（下章论之）。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反之，在西洋则出于强力所制。所以辜鸿铭先生尝讥西洋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威吓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12]，而西洋人自己亦说“中国国家就靠着这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西欧的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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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西洋中世纪，人们全在强制干涉下过活，理性窒息了，不得活动。近代以来，自由著于法律，宗教退处无权，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恰亦同时倾向放任，不主张干涉，一切固不同于前。此时从其社会生活之秩序条理上看去，且优于中国；然核其实，只是势力均恒之结果。[14]与其说为理性之活动，毋宁说为一种习惯之养成。尤其站在理性立场，否认权势之理性自觉，总少看见。即如服从多数，虽比较近理；然多数所决未必即理之所在。且有时多数亦只是一种权势而害于理，亦说不定。中国人数千年在事实上固无法不在权势下过活，在意识上则不承认权势，孟子书中表示得甚明白。此中曲折，容后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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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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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晚年讲演，尝以王道霸道分别中西文化；我们同意这说法。更申言之，王道的内容就是理性；而霸道内容则利与力也。中国人以其理性觉醒，故耻言利，耻言力。反之，西洋人尚利尚力，征见其理性还没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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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宗教家所以建立其不磨之信仰者，即在其宗教之热狂与不容忍精神，攻击他人，坚信他人皆非而我独是。故曰“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于破毁异教之祭坛”。教徒信一宗教为真，必以其余宗教为假。由此宗教上之嫉忌（religious intolerance）致有遍于全欧历千余年之教祸。中国人因理性反省，便无此偏见，且因反省而抑制冲动，无此隘量与暴气。罗素常叹“中国之宽容，恐非未至中国之欧洲人所及料；吾人今自以为宽容，不过较之吾祖先为宽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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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讲理而抽象理解力大进，不复沾滞于各宗教之特殊名象仪式关系等，而理会其道理。所以每有人想把各方宗教融合沟通的，如昔之沟通儒释道，近来之混一佛孔道耶回。他们每喜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不免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他们认真说来不是教徒；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正好与欧洲人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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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心之最高倾向唯在理。所以说“理直气壮”，“师曲为老”，“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他勇于服善，并最有服善的雅量。虽然无论那个民族于其不相习的道理都不易接受，中国亦何能独外；然而恐怕没有再比中国人接受这样快，冲突扦格这样少的。——因为他脑中的障蔽最少。有时一道理，在外国始倡之而未遽得到普遍的势力，中国不费力地就接受了，或出于外国之前（如妇女受教育机会参政机会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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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最能打动中国人心的东西，中国人之革命率以趋赴真理之态度出之；其革命势力之造成，乃全在知识分子对于一道理之确信与热诚的鼓荡。它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必然性，却含有道德的意味。此关系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甚大，别有文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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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文化杂志》，3卷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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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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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1942年春在桂林所撰《中国文化要义》六章中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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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威博士应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之欢迎，讲词中特致此意，当时张申府君拟译为“天人合一”，似亦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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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理柏格森Bergson哲学中言之透辟，可参看《创化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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