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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秩序自尔维持，恒若无假外力；西洋社会反是。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而主要在其社会自有之礼俗（下章论之）。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反之，在西洋则出于强力所制。所以辜鸿铭先生尝讥西洋社会不是靠僧侣拿上帝来威吓人，便是靠军警拿法律来拘管人[12]，而西洋人自己亦说“中国国家就靠着这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西欧的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来维持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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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西洋中世纪，人们全在强制干涉下过活，理性窒息了，不得活动。近代以来，自由著于法律，宗教退处无权，政治思潮经济思潮恰亦同时倾向放任，不主张干涉，一切固不同于前。此时从其社会生活之秩序条理上看去，且优于中国；然核其实，只是势力均恒之结果。[14]与其说为理性之活动，毋宁说为一种习惯之养成。尤其站在理性立场，否认权势之理性自觉，总少看见。即如服从多数，虽比较近理；然多数所决未必即理之所在。且有时多数亦只是一种权势而害于理，亦说不定。中国人数千年在事实上固无法不在权势下过活，在意识上则不承认权势，孟子书中表示得甚明白。此中曲折，容后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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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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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晚年讲演，尝以王道霸道分别中西文化；我们同意这说法。更申言之，王道的内容就是理性；而霸道内容则利与力也。中国人以其理性觉醒，故耻言利，耻言力。反之，西洋人尚利尚力，征见其理性还没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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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宗教家所以建立其不磨之信仰者，即在其宗教之热狂与不容忍精神，攻击他人，坚信他人皆非而我独是。故曰“基督教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于破毁异教之祭坛”。教徒信一宗教为真，必以其余宗教为假。由此宗教上之嫉忌（religious intolerance）致有遍于全欧历千余年之教祸。中国人因理性反省，便无此偏见，且因反省而抑制冲动，无此隘量与暴气。罗素常叹“中国之宽容，恐非未至中国之欧洲人所及料；吾人今自以为宽容，不过较之吾祖先为宽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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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讲理而抽象理解力大进，不复沾滞于各宗教之特殊名象仪式关系等，而理会其道理。所以每有人想把各方宗教融合沟通的，如昔之沟通儒释道，近来之混一佛孔道耶回。他们每喜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不免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他们认真说来不是教徒；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正好与欧洲人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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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心之最高倾向唯在理。所以说“理直气壮”，“师曲为老”，“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他勇于服善，并最有服善的雅量。虽然无论那个民族于其不相习的道理都不易接受，中国亦何能独外；然而恐怕没有再比中国人接受这样快，冲突扦格这样少的。——因为他脑中的障蔽最少。有时一道理，在外国始倡之而未遽得到普遍的势力，中国不费力地就接受了，或出于外国之前（如妇女受教育机会参政机会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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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最能打动中国人心的东西，中国人之革命率以趋赴真理之态度出之；其革命势力之造成，乃全在知识分子对于一道理之确信与热诚的鼓荡。它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必然性，却含有道德的意味。此关系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甚大，别有文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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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文化杂志》，3卷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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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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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1942年春在桂林所撰《中国文化要义》六章中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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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威博士应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之欢迎，讲词中特致此意，当时张申府君拟译为“天人合一”，似亦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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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理柏格森Bergson哲学中言之透辟，可参看《创化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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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章，“西方化的科学色彩”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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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素：《中国之问题》，35页，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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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西方人精神的剖看”一节，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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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先生曾在《现代评论》为文，称西洋近代文明最大特色在不知足，而引用此语，认为是近代文明之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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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罗素：《中国之问题》（中译本），192页，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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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甄克斯（Edwand Jenks）：《社会通诠》（严复译），107页，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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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甄克斯：《社会通诠》，15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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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青年》，一卷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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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辜鸿铭先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各有著作发表于欧洲，有英文本法文本。战后所作，题曰《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Chinese）其中，有云：西洋人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僧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此据《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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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国F·Müller-Lyer著《社会进化史》（陶孟和译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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