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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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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巫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得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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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为种种的礼,皆在自尽其心,成其所以为人,没有什么要求得的对象。像一般宗教所以宰制社会人心的,是靠着他的“罪”“福”观念;——尤其是从超绝于知识的另外一世界而来的罪与福,存在于另外一世界之罪与福。而孔子对人之请祷,则曰,“丘之祷也久矣”!对人之问媚奥媚灶,则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如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全不想借着人类对另外一世界的希望与恐怖,来支配宰制人心,是很明的。这样如何算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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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说到本题了。中国没有一个大宗教,孔子不是宗教,都已分明;则历史上中国社会人生是靠什么维持的?这“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怎样度日过活来?这非求得一个答复不可。当那古代没有科学,知识未充富,理智未条达,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大而自然的威力方凌于人类之上,谁个民族社会不靠宗教为多数人精神之所寄托而慰安,所由约束而维持?乃中国人有什么本领,能超居例外?宗教在古代是个“乘虚而入”的东西;何独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乃不能入?这些问题,谁若没脑筋谁可不想到;如果不是没脑筋的,他就要大大怪问不解,非得到惬心贵当的解答,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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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孟余先生《社会阶级论中几个根本问题》文中有云:亚洲的政治历史实在是马克思一个难题。他曾说,“这种旧者死去新者复生的,然而在形式上永远不变的自足社会,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是了解亚洲社会永久不变的神秘的钥匙。这个很特别的亚洲社会中,不断的表演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易。至于这社会的经济要素的构造,是不受政治风潮影响的”。马克思的意思,是要用亚洲的政治历史,说明经济停顿,社会亦随着停顿。这个道理,由一方面讲,固然不错;但是我们于此自然而然要提出一问题,为什么亚洲社会的经济停顿?其原因究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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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问题已成国内论坛聚讼之点;多少论文和成本著作都出来了。始而是中国共产党领着国民党喊打倒封建制度的口号,而国民党有学问人如顾孟余先生便先来否认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惹起多少辩论,乃至今则共产党如陈独秀派亦出而否认了!据说俄国干部派与反对派剧烈政争,曾以中国问题为争点;而所以争则原于对中国社会认识之不同。干部派认中国是半封建的;杜罗斯基则认封建早没,资产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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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中国文化的略说”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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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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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宗教问题之研究”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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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Yarga著《中国革命的诸根本问题》一文中有此语;此语实不通。此岂非说,以其不白故谓之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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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君此文见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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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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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说,除非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人都白活了,如其还有他的贡献,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现代,欧美学术虽发达进步,远过前人,而独于此则幼稚。二十多年来我准备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求教当世;书虽未成,而一年一年果然证实了我的见解。在学术发达,而人祸弥以严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渐悟其一向皆务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于人。以致对于物所知道的虽多,而于人自己却所知甚少。[1]最近学者乃始转移视线,而致力乎此,似乎还谈不到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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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敢说他们幼稚呢?在现代亦有好多门学问讲到人;特别是心理学,应当就是专来研究人的科学。但心理学应该如何研究法,心理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对象和范围),各家各说,至今莫衷一是。这比起其他科学来,岂不证明其幼稚!然而在各执一词的学者间,其对于人的认识,却几乎一致地与中国古人不合,而颇有合于他们的古人之处。西洋自希腊以来,似乎就不见有人性善的观念;而从基督教后,更像是人生来带着罪过。现在的心理学资借于种种科学方法,资借于种种科学所得,其所见亦正是人自身含着很多势力,不一定调谐。他们说:“现在需要解释者,不是人为什么生出许多不合理的行为,而是为什么人居然亦能行为合理。”[2]此自然不可与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体认为罪恶之源的玄学,视同一例。却是他们不期而然,前后似相符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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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成一对照: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所谓“无礼之礼,无声之乐”指此);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在此);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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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惟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清明也,和谐也,皆得之于此。果然有见于此,自尔无疑。若其无见,寻求不到。盖清明不清明,和谐不和谐,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今日科学家的方法,总无非本于生物有对态度向外寻求,止于看见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机械一面。和谐看不到,问题却看到了。其实,人绝不是不成问题。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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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见前引录《论语》各条),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谓“心之官则思”,所谓“从其大体……从其小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岂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之上,勿为所掩蔽。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之喻,及“怵隐”“恻隐”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后则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斩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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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这话是不错的。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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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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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当人类文化未进,全为禁忌(taboo)、崇拜、迷信、习俗所蔽,各人意识未曾觉醒活动,虽有却不被发见。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会,如果宗教或其他权威强盛,宰制了人心,亦还不得发达。所以像欧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语此。到近代欧洲人,诚然其个人意识觉醒活动了,却惜其意识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驰骛于外,又体认不到此。现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面靡不迈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这一点上,却丝毫未见有进。惟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为中心。虽因提出太早牵掣而不得行然其风尚所在,固彰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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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态度上,通常所见好像不外两边。譬如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世外道为一边。又如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为一边。前者否定现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后者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谁曾看见更有真正的第三条路?但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这确乎很难),而殊非斟酌折中于两边(此须认清)。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神倾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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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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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以上均见《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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