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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小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请从两面分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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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每一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有对人的问题。这问题比什么都迫切；如果人的关系弄不好，则马上不了。——父子、婆媳、兄弟、夫妇等，关系一弄不好，便没法过日子，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以及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友，种种都是问题。本来人类生活第一是对付自然的问题；而中国人于此乃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文化不同一大关键。）人之对物，须眼睛向前看，力量向外用，有了困难，要从外面去求解决。若对人则不然。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在自己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且尽我心；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各伦理关系，要亦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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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则相反，前已言之。此以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无当前为碍者，力气乃无可向外用之处而前途运命全在自求，则惟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回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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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从前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从后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要强……贯乎其中者要皆一种精神而已。虽君临天下的天子，曾亦不能外乎此道，他亦与四民一样有其前途得失成败之大道；其道乃在更小心地勉励着向里用力，约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气，任意胡为。有所谓“讲官”者，常以经史上历代兴亡之鉴告诉他而警戒他；有所谓“谏官”者，常从眼前事实上提醒他而谏阻他；总都是帮助他如何向里用力，庶乎运祚其可久。所以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果得如是，则各方伦理关系都好，各项事业又发达，便成了太平盛世。此其社会秩序，殆由社会自尔维持；无假于外力，而寄于各方面或各人之自力；是礼俗之效，而非法律之效，彰彰甚明。教化之为用，盖在培植礼俗，引生自力；于此正不可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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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中国人或不自觉其可异，然试从文化比较，或审乎社会进化之序者，即不能不推为人类一最伟大的成功，西洋之有识者，盖已多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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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我要说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两力相通，得其均衡之结果。在人人向里用力的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出来这结果的。请读者理会理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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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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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说：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两力相遇，得其均衡的结果；在人人向里用力的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出这结果的。现在接续讲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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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西洋人向外用力这一层，要请参看廿年前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那本书内，我指出这是西洋近代文明所由产生的总根源。并请大家注意理会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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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这是从头起就先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我”，而自为肯定；如从昏瞢模糊中开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谓“人类的觉醒”其根本就在这一点（蒋百里先生译有《近世我之自觉史》一书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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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注意由此一切从我出发，为我向前要求去，所有眼前面的人和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敌对、征服之对象。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皆分隔对立起来；浑然的宇宙，打成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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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前要求向外用力的人生，则是中世纪宗教禁欲清修之反动，而为古希腊人于现世求满足的态度之重新认取。把一副朝着天的面孔，又回转向这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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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洋近代的民主，产于向外用力的人生；而富于自反精神向里用力的中国恰无从产生这个之理，则十二年前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迭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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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故如何将此各种关系处得好乃为其第一问题。”“伦理关系之弄得好，本在双方各尽其道。然此各尽其道，只许第三人言之。当事之双方则只许先问自己尽其道否。此先问自己，为永远无尽之先。故由此大家公认只许责己不许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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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期于合而不期于离。有时合之不能，离之不可，则相忍为国，以无办法为办法。事实上其真出于离，或真能行合之道者既不多，则归于两相忍隐耐受者，其在十之八九。故由此养成国民的妥协性及麻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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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以如此态度，在上之威权，其何由推翻？谁都知道近代的民主是由西洋人对于在上者之压迫起而抗争以得之者，所谓平等自由，实出于各自争求其个人本性权利而不肯放松以成之均势，及互为不侵犯之承认。然而从数千年伦理生活所训练的中国人，你怎能想像他亦有一天开发出这些东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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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谟克拉西之不得出现于中国，尚有更有力之原因，即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是（指缺乏阶级）。”……“此万国所无之国家制度，已臻妙境，寻不出复有何人必要来推翻他。但有效用之断续，而无根本之变革。——但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其不能有革命是铁的；其不能有德谟克拉西之产生是铁的。中国人虽自古有比任何国民更多之自由，而直至于今，人权仍树不起保障，亦不能比任何国民。这古怪矛盾似乎不可解的现象，于此可得其解，其自由非自由也，人人以向外用力为戒，而收回之，大家各得宽放舒散耳。人权保障必须有不可犯之强力，即人人向外要求以形成之气势，此则于中国历史上永不能望见其开启之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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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殆已构成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局。士农工商以及天子每个人心思力气还用诸其身，以求其各自之前途。其社会秩序人生幸福皆于此得之，故数千年相沿而不改。如或乱作而生民苦，则以为有失于是道，务求所以循归之，盖无有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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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已可见大意，下次再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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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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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引录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的话，来证明西洋近代的民主，产自其向外用力的人生。兹再续录两段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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