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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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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说：西洋近代的民主，是人人向外用力，两力相遇，得其均衡的结果；在人人向里用力的中国，无论如何产生不出这结果的。现在接续讲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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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西洋人向外用力这一层，要请参看廿年前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那本书内，我指出这是西洋近代文明所由产生的总根源。并请大家注意理会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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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这是从头起就先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我”，而自为肯定；如从昏瞢模糊中开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谓“人类的觉醒”其根本就在这一点（蒋百里先生译有《近世我之自觉史》一书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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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注意由此一切从我出发，为我向前要求去，所有眼前面的人和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敌对、征服之对象。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皆分隔对立起来；浑然的宇宙，打成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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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前要求向外用力的人生，则是中世纪宗教禁欲清修之反动，而为古希腊人于现世求满足的态度之重新认取。把一副朝着天的面孔，又回转向这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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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洋近代的民主，产于向外用力的人生；而富于自反精神向里用力的中国恰无从产生这个之理，则十二年前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迭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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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故如何将此各种关系处得好乃为其第一问题。”“伦理关系之弄得好，本在双方各尽其道。然此各尽其道，只许第三人言之。当事之双方则只许先问自己尽其道否。此先问自己，为永远无尽之先。故由此大家公认只许责己不许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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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期于合而不期于离。有时合之不能，离之不可，则相忍为国，以无办法为办法。事实上其真出于离，或真能行合之道者既不多，则归于两相忍隐耐受者，其在十之八九。故由此养成国民的妥协性及麻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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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以如此态度，在上之威权，其何由推翻？谁都知道近代的民主是由西洋人对于在上者之压迫起而抗争以得之者，所谓平等自由，实出于各自争求其个人本性权利而不肯放松以成之均势，及互为不侵犯之承认。然而从数千年伦理生活所训练的中国人，你怎能想像他亦有一天开发出这些东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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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谟克拉西之不得出现于中国，尚有更有力之原因，即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是（指缺乏阶级）。”……“此万国所无之国家制度，已臻妙境，寻不出复有何人必要来推翻他。但有效用之断续，而无根本之变革。——但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其不能有革命是铁的；其不能有德谟克拉西之产生是铁的。中国人虽自古有比任何国民更多之自由，而直至于今，人权仍树不起保障，亦不能比任何国民。这古怪矛盾似乎不可解的现象，于此可得其解，其自由非自由也，人人以向外用力为戒，而收回之，大家各得宽放舒散耳。人权保障必须有不可犯之强力，即人人向外要求以形成之气势，此则于中国历史上永不能望见其开启之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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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殆已构成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局。士农工商以及天子每个人心思力气还用诸其身，以求其各自之前途。其社会秩序人生幸福皆于此得之，故数千年相沿而不改。如或乱作而生民苦，则以为有失于是道，务求所以循归之，盖无有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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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已可见大意，下次再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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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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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引录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的话，来证明西洋近代的民主，产自其向外用力的人生。兹再续录两段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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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西洋人，在人生上是迥然不同的两样态度，两副神情；——这是我们先曾一再说过了的。态度神情之间，其几甚微；而天下大事正须于此取决。如我所说，不同之文化实源于不同之人生态度。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之辟造，虽有种种条件缘会之凑合，然语其根本，则在其新人生态度；——这亦是我们先曾一再说过了的。试看英国宪政是如何一步一步始得确立；法国革命是如何一次再次始得成功；以及其他各国革命史，就晓参政权是怎样争讨而得，个人自由是怎样反抗而得。若不是欧洲人力量往外用，遇着障碍就打倒的精神，这‘民治’二字，直无法出现于人间。他不但要如此精神乃得开辟，尤其要这个精神才得维持运用。我们不是说过欧洲制度的妙处，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不待人而后治么？但他这种妙处，必要有一个条件才能实现，就是各人都向前要求他个人的权利，而不甘退让，如其不然，必致良善者受害，而恶人横行；善人为善不足，而恶人作恶有余；虽有圣人，不能为治。因为这制度里面，即以这制度本身（宪法及其他）为最高，更无超乎其上的来维持运用他；其赖以维持而运用者，即在此制度下的大家众人；又非要待大家的热心好义来维持，只是由大家各自爱护其自由，关心其切身利害而维持而运行。如果不是大家自与其本身有关的公共利害问题而参加，则大权立即为少数人所窃取；如果不是大家自爱其自由，而抱一种有犯我者便与之抗的态度，则许多法律条文，俱空无效用；这是一定的。态度神情实为生活习惯的核心；而法律制度，不过是习惯的又进一步，更外一层。自其人之态度神情以迄其社会之习惯法律制度，原是一脉一套，不可分析。法律制度所以为活法律制度而有灵，全在有其相应之态度习惯；虽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其势力伟大关系重要固远在形著条文者之上。但中国一九一一年革命后则徒袭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社会众人之根本态度犹乎夙昔之故，相应习惯更说不上。所以当共和成立以后，十多年扰攘不宁，一般人说这都是大家太爱争权夺利的缘故。我则喜说这正为大家都太不爱争权夺利的缘故。此话看似有意翻案，而其实在当时正是一点真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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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以其各自都往外用力，向前争求的缘故，所以在他制度里面，到处都是一种彼此牵掣，彼此抵抗，互为监督，互为制裁，相防相范，而都不使过的用意；人与人之间，国家机关与机关之间，人民与国家机关之间，都是如此。这在他，名为‘箝制与均衡的原理’（principle of checks and balance）。所谓政治上三权分立，就是这个意思；其他之例，在政治制度上，在一般法律上，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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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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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停了多天未续，十分对不住读者，今日接续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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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洋民主政制里面，权力分立，一面相依为用，一面又相对抗衡，互为限制，原是沿着英国历史不知不觉演成的事实；然后孟德斯鸠乃从而为之说；然后若美国若欧洲大陆国乃有意识地著为法律制度。一句话明白地说，其所为如此安排配置者，正因为有其先乎法制而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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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此先乎法制而存在的事实，第一是其个人主义，权利观念，和人人向外用力的风气习惯。第二，是抱此主义此观念而实践发挥的新兴中间阶级，起而与旧阶级对抗，形成的一种均势。有此均势，而后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与构成国家份子的公民之间，乃能互为推动，互为制裁。而后权力的运用，乃得其道；个人的自由乃得其保障。一切法律制度至此才不是空的而有着落，才不是死的而有灵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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