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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彼此平等，就有“讲理”这一精神出现。那就是彼此间的问题，由理性解决。什么事情大家说通，你亦点头，我亦点头，就行了。不能硬来，不能以强力来行己意。所以凡不讲理，而要“以力服人者”都是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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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平等而讲理，因而就有“多数人大过少数人”之一承认，俗语所谓“三占从二”，少数服从多数者是也。所以遇事大家开会讨论商量，公同取决，是谓民主；其中盖含有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之四点。民主之“民”，指多数人而言。民主之“主”，则有从多数人的主张，以多数人为主体，由多数人来主动，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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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家的事，当然大家商量决定；然若一个人的私事于大家无涉者，便非大家所应过问了。于此而过问，而干涉，岂非又抹杀旁人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了吗？于是就有“尊重个人自由”之一精神出现。近世欧洲“人权天赋”之说，大抵由个人感受太过干涉，太过抹杀，以致发生反抗而来。其所谓“个人主义”不外要提高个人在团体中之地位，认为团体要相当尊重个人，正是一种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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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精神，实涵有以上五点；所有末后四点盖皆从头一根本点推演下来。这一切本都是人情所恒有，并不稀罕。但求其五点并具，发挥尽致者，则似乎人世间又远没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因此，民主不民主只在其正面一长一消上见出，只在彼此比较相对上见出，而非绝对如何的事。又此五点，虽恒相联而不必同时具备，每每一时一地各有其特殊之表现，或不同之风尚。此时此地，彼时彼地，此地彼时，彼地此时，此五点者有隐有显，或申或绌，曲折参差，不可一例相衡。例如英国风尚极重个人自由，而不求经济上之平等；苏联看重经济上之平等，而忽于个人自由。即以英国社会而论，其政治上机会之平等远过于百年以前，而自由风尚却视昔修改甚多。又如中国文化，自古富于民主精神，初不后于近代之西洋人，然而中西相较，彼此所表现者每每互异。关于此层，后当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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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三 宪政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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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宪政”就等于说“法治”；却是法治卒必归于民治。何以言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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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样东西，应该是为国人所公认而共守的；此所以有“国法”之称。依理言之，此国法便须是国人公共的意思，绝非任何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可以其意思加于全国人身上的。翻转来说，若非出于国人公共意思，便不足以当国法之目。然而经济未进步，一般人文化水准太低，不能表现他们的意思，结果就落到全国以少数人的意思为意思。——这是必然之事。此时自不免由他们来颁定法律，而算是国法，要国人共守。讲老实话，便在今天这文明世界上，似此情形，那一个国家能免掉呢？至多不过某一国家好些，某一国家又差些，程度上不同罢了。然而这其间却亦有一界别。不可混过，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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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界别，便是立宪不立宪之分。立宪国家，不管它实质上能否免于此，但在形式上它总要做到不如此。——形式上总要做到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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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国会为立法机关，非经一定程序，不能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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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为最高，国人于此定其从违，任何机关命令亦不过依法而发出的，绝不许以命令变更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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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点，即表示国人公共意思为法，法为国人公共意思。后一点，即不承认任何个人或任何一个机关，可以其意思要国人遵从。这种原则之确认，非一般不立宪的国家之所有，所以究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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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法治”非他，即对此种原则之确认及其实践。法治之“法”，既为国人公共意思，则法治内涵恰是民治，我们于此已可认出了。又通常说，政治上的民主不外两点：一是国家对于个人自由之尊重；又一是国家大事付之国人公议公决。而立宪国家所要确定的，亦便是在此。则政治上的民主（民治），为宪政应有之义，不可或缺，自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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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治与民治，并不是同义语；宪政亦终不等于民主。譬如一个国家统治被统治两方面，在政治上果真有他们共信共守者在，我们就得承认它是宪政。其所共信者愈明确，共守者愈真切，就愈见他们宪政精神之高。却是他们所共信共守者，果全合于民主精神否，实不一定。根本上统治被统治打成两截这一事实，早不合于民主精神了。试就英国这一实例来看，英国的宪政自来是好的，英国的法治精神自始就很高，但从实质上核论其民主成分之增高，却只是后来之事而已。此层随后就可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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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宪政与民主之关系，总结一句：政治上民主精神，就过去历史来看，端有赖于宪政之出现，乃得渐次开发出来。或云：宪政之出现于人类历史，不外是为政治上渐次开发其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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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英国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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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民主，就是借着宪政而有一点，进而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如此步步增高的。其最好之例，自然便是英国。英国宪政渊源中古，数百年来所含民主成分日高，时或外表可以不变，而内里自有脱胎换骨之妙。试就现在的事追溯上去，数一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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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现在的英国一切国事决于国会（巴力门），而国会议员则选自民间；选举权是普及全民的，没有不平等的限制。以云民主，似可无憾。但一经按核，便知其权力之所寄，前后大有转变，而实行普选亦只是最近的事。原其所谓“巴力门”者，实包有英王，贵族院，众议院三方面在内。固然今日之“巴力门”，实际上几乎就是一个众议院而已。而论其确立此种地位，尚须以1911年为准。在此以前，事实上其地位早居重要，固不待言；而上溯到十五世纪以上，却正是贵族院权重呢！再追上去，此两院制又由三级会议而来，那时大权还是在英王的。即在今日，英王特权依然具在，不过暗中移归众议院之多数党，以为政治上必要时之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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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权逐渐移归到众议院之际，选举权一步一步推广到社会各阶层，众议院由之愈得深植其基础于广大社会。亦可翻转说，众议院因选举权之推广，而地位愈形重要，取得了大权，两面是互为因果的。计自1832年、1867年、1884年、1918年、1929年，选举权前后经五次之改订；最后一次，方将过去不平等之选举大加清算，确定普选之制。此不过距今十数年之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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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之民主，不外前说以国事付之国人公议公决，和国家尊重个人自由两点。前一点以渐而进，既如上所述；后一点虽不全同，亦不相远。英国人笃嗜自由，特成风尚；法院于此，遇事必予拥护。即从法院判例中，或巴力门所制各法律案中，而人民各种自由即以确立；初不待宪法条文明示保证或赋予。其间一切多循乎事实而来，则渐进之迹自亦可睹。及至晚近，虽好自由之风并不衰替，而时移势异（特自上次大战起），国家干涉之事不免与日俱增。这却不可作退步看，而宁为民主路向中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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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笃奎尔（Toquerille）研究英国宪政，尝太息说“在英格兰，宪法常常不断地改变，严格言之，它未尝有真际之存在”。[2]这话自然很对。但根据我们的研究，更可为之进一解。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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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就是有所确定。数世纪以来，英国盖不断地有所确定，以至于今。每一次它有所确定而共守，每一次它便是宪政。虽所确定者，不久又有改动，以致其内容总不一定；然其为宪政则未尝变，其每一次改动总是向着民主精神前进则未尝变。是看似它未有真际之存在者，固自大有其真际在也。它的真际就是：以宪政替英国渐次开出其政治上之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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