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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四百年来，早经存有极普通之选举权，因之遂存有极大选举团于国内，我敢断言：英格兰必不有宗教的改革，朝代的变更，相异信仰的容忍，甚至正确的日历。打谷机器，汽力织布机，多轴纺纱机，以至蒸汽机，于是亦均要被禁绝不用。即在今代，强种牛痘会要不能举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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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业大兴，资本势力取封建势力而代之，此新兴阶级无形中进据统治地位。却是另一新阶级势力，又从下面起来。此即劳工阶级，又被称为第四阶级的。他们更且有工会工党等组织，以从事经济上政治上各斗争。此时政权之公开到他们身上，客观必要主观要求以及事实之可能，又渐都形成；普选实行固不消说，就是工党之入阁组阁亦出现了。国家政权就是这样随社会进步而逐步开展，有如升阶或落梯然。倘若不如是，则如何得有政权公开之实现，反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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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赋人权”之倡说，曾成为一时信念；个人自由之得到尊重，似乎一朝而泛及众人，并不假阶梯一步一步展开。其实亦不然。如我们所习闻西洋史上“自由市民”一词，正是对封建下不自由农民而说；上面讲那先取得参政权的第三阶级，亦就是早得自由的他们。自从立宪之后，在法制上人民固享同等自由，没有像限制选举权之事。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否当真享有其自由，还看其经济条件知识程度等如何而定；并不因法律之规定平等而平等。经济条件知识程度既恒视乎其阶级地位而异，则自由因阶级而有异，随社会进步而逐步实现，其理易明。而更重要的，还有下面一层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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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国家（团体）与个人之间的界限；个人不得越出此界以妨碍团体（国家），团体不得侵入此限以妨碍个人。英儒穆勒所著On Liberty（《论自由》）一书，严几道先生译为“群己权界论”正为此。然求国家与个人各得其平，实一理想境界；如何而得实现此理想，却大成问题。盖以个人对国家太渺小了，又安得有力量划清此界而守之？没有力量，只空谈以讲理，是不行的。此时就需用阶级了。原来国家亦只是一名义。除对外有时表见全国力量外，当其对内实不能不以统治阶级的力量为力量。西洋近代于旧统治阶级外，既有资产阶级兴起，其经济地位文化程度既足以申其自由之要求。更且他们非散漫之个人，而如前所说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假如其中一人被侮，其所属团体便感受威胁而要反抗，其整个阶级便为之不平而难坐视。以此阶级与彼阶级相抗衡之形势，遂以保障了个人自由。倘若不是这样，则如何而得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反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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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自然发展来看，非以阶级作梯子不可能达于民主，既指陈如上。更妙的是苏联表面作风大不相同，它有意地建造民主社会，仍旧少不得以阶级作梯子。它必从乎无产阶级立场，运用无产阶级力量，借着无产阶级专政，执行一大计划而后乃得完成这一大工程。它不以资产阶级为过渡，而以无产阶级为过渡，只是将阶级原理掉转来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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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民宪》（重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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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3、4、5期，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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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者此文属稿时，日军侵桂林，故未及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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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戴雪著（雷宾南译）《英宪精义》，第12页，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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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四点据（英）斯隆著（邹译）：《苏联的民主》，生活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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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梅因著：《大众政治学》，97页；转引自《英宪精义》，7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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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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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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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见，旧日中国既不是近代西洋人个人本位底社会，亦不是最近一些西洋人所企图造成之社会本位底社会，乃是一“伦理本位底社会”。同时它亦没有像西洋中世封建社会或近代资本社会那种阶级对抗，原不是如唯物史观家所说底一种“阶级社会”，乃是一“职业分途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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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用这“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点出旧日中国没有受近百年西洋影响底社会构造之特殊，具见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1]。至于其构造特殊之所由来，亦窃有所见，即这里所要谈底“社会演进上之中西殊途”。而同时亦就谈到了此特殊构造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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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此一问题之提出，盖始于民国十六七年革命高潮渐落之顷，其意原在追问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而一本乎唯物史观的理论为出发底。虽因其豫先存一成见在胸，不能寻得中国社会构造之真象；然而却引出人们对中国社会构造之寻求，这是非常好底事。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属于骨干底。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一切便也不能不两样了。这里并没有说其他都是被决定底意思。在决定或被决定上每每是互为主客底。我们不过指出这里是文化要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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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 近代西洋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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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恒举“赛恩斯”Scienc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为近代西洋文化两大特色；这是不错底。前者正是其学术头脑方面的特色；后者正是其社会人生方面的特色。“德谟克拉西”中国意译为民主或民治。此虽远自希腊已微见于政体，但毕竟为近代乃有之特色。西洋社会人生，从中世到近代一大转变，其间所谓“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人权宣言”，外观上形形色色，骨子里一贯下来原都相通，德谟克拉西风气即形成于此。既经过种种运动奋斗，以至革命流血，而后乃得奠定其原则，实现其制度。这当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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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西洋近代这一转变，实在是对于其中世社会人生之反动。所谓自“宗教改革”以讫“人权宣言”一贯相通底，无非“我”之觉醒。[2]直接间接要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抬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近代文化之主潮；从思想到实际生活，从生活的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继而弥漫，终则改变了一切。它不是别底。它是过强底集团生活下激起来底反抗运动，见出一种离心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所以果能从这一特点向上向下追求去，我们不独可以认识近代社会，并且可以明白其所从来，对照着亦就看出社会演进上中西之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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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之见征。所谓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底团体生活。进步底，乃对于不进步而说，其特征在：团体中个个份子从不自觉渐有了自觉，从被动渐转入主动；团体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盖社会契约说（Doctrine of social contract）不合于人类历史事实，学者之论证已明。人类之集团生活，出于不自觉地构成；其间多数人之处于被动，原始已然。必待经济进步，文化增高，而后渐渐改变。此改变在任何一较高文化社会要莫能外。不过因西洋中古社会生活，其集团性过强，对于个人干涉压制太甚，从而其反动之来亦特著。离心倾向于社会生活，虽非佳兆，然此则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均衡是最好底事，团体生活经其份子自觉主动地参加，尤见生动有力。一二百年间，西洋社会所以呈现高度之活泼，进步如飞，造成今日灿烂之文明，要得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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