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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产业革命底生产方法,主要是用机器生产。用机器生产,必需大量生产。(中略)所用底工人,不是老板的家人,而是从社会上来底人。它的出产,不是供他的家用,而是供社会之用。此便是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亦谓之生产社会化。(中略)一个人如生在一个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他的生活完全与上述之人不同。……他的行动,既不能以家为本位,亦不必以家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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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先生于中国人生活之欹重家庭,言之最为透切;但于其所以然,却言之甚略。他只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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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经济单位只需要一个家庭。所以农业民族底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纵然有时超越了家庭的范围,然而亦是由家庭关系扩大底。第一扩大为家族的关系。第二由父的家族母的家族联络而为姻戚的关系。第三由家庭的接近而有乡里的关系。第四由个人及家人的往来而有朋友的关系。综合起来: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底社会生活;亲戚乡里朋友的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底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的道德条件国家的法律制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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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视冯说不过更加简单粗略,其意并无二致。本来经济(生产、农业在内)足以影响一切,事理甚浅,一般人皆容易看到。所以他们的说话,约可以代表一般,我们应予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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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重家庭伦理,虽相沿自古,但各时各地亦有变化不同。例如战国时就有相当变动,特别是商鞅变法底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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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三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储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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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国家立场要打破家族使个人直接隶国家(关于这一点证据甚多),奖励耕战,用以对外。其倾向正与欧洲相合,但那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没有改进,却难详考。怕不见得是由生产力而决定其上层建筑底罢?相反地,或者倒是由法制(上层建筑)而影响于经济,影响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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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第二个例。欧洲的瑞士,于一九〇七年新颁民法,颇重家庭制度。[10]在其三三一条以下,特置家权一节,其最重要者为家产共有。且于亲权外并立家长权。但我们能不能说瑞士这时候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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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另文中,我们说到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汉民杂处,其道德习惯互异恰可得一对照。汉人一家一家散漫自由;回民则生活于其宗教团体规律之中。我们又能不能指出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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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三个事例来看,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特重,明明不是“生产家庭化”这一点可以解释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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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六 文化之形成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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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是一个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底农业社会;中国传统底风教礼俗,无疑地自要与它相适应。尤其有见于二千年文化颇少变革,更不难推想其间相互适应已达于高度。但我没有理由可以遽行论断一切中国风教礼俗,就为这种经济所决定而形成。相反地,说不定中国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历二千余年不得前进到产业革命,正亦许受了其风教礼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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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家庭制度不得不变,固系事实。但霍布浩士(Hebhouse)著《简单民族中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制度》一书,曾想设法求出社会制度和物质文化间的相关系数来,结果是相关系数并不很大。民族学上的材料,显出文化的各部间,可以有各种不同配合,其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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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中,比较密切适应于物质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来称之为“适应文化”(adaptive culture)。当物质文化变迁时,它应亦随之而变。但其变迁亦不一定能同时,有底落后甚久。在现代,其例甚多。至其余那些,对于物质状况之适应程度更不高,而物质文化对于它亦常不调适。文化中,是有几部相互关联较密底,亦有几部比较底独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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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非物质文化”的变动,并非被物质文化之变动所引起;但这些亦不引起物质的变动来。希腊“非物质文化”的高度,有些很可与我们现在相比;但是其物质文化,却进展不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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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握人类历史的动因,而在文化学上建立一普遍适用底理论,恐不免都是妄人。我只能就事论事,将我所见到者说出来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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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七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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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初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都不相远(后详)。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伟大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之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种种不同,悉决于此;特别是社会构造的演化不同。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古代家庭家族生活无所骤改,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西洋却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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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书(《中国文化要义》),都将以此(宗教问题是分水岭)为主眼,而委悉证明之。今且从现在讨论之“家”底问题入手,依据历史指出社会演进上之中西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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