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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初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都不相远（后详）。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伟大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之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种种不同，悉决于此；特别是社会构造的演化不同。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古代家庭家族生活无所骤改，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西洋却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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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本书（《中国文化要义》），都将以此（宗教问题是分水岭）为主眼，而委悉证明之。今且从现在讨论之“家”底问题入手，依据历史指出社会演进上之中西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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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八 希腊罗马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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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不但与近代欧洲社会不同，抑且与他们中古社会亦甚两样，却转而与我们中国多分相似。此看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可知。古氏书极精审，为此项研究中之名著，今有李玄伯先生译本（商务出版）。译者亦颇用心，于其所述许多情节有合于中国古礼古俗者，均引经据典为之注明。虽李君注文，未可完全赞同；然固有助于读者了解西洋古代社会，正与吾土多相肖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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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述，一言总括就是：崇拜祖先，完全以家族体系组成底社会，所谓宗法社会者是。其社会所由组成，一恃乎宗教。他们亦有法律，亦有政治，亦有战争，亦有社交娱乐；但一切的一切，原本宗教而为宗教之事。那时人对于神敬畏甚至；但家各有神，彼此不能相通。不但不能相通，且各守私秘，隐相排斥嫉忌。所以严译甄克斯《社会通诠》论到宗法社会的宗教，亦说：可私而不可公，本乎人而不出于天，宜幽而不宜显，是其三特征。积若干家而为“居里”；积若干“居里”而为部落，积若干部落而为邦。社会组织之扩大，与其宗教观念信仰对象之发展，要必相因相待。组织最大止于邦，信仰亦至于邦神而止。然每个小范围之祭祀、佳节、集会、首领各保存如故；此即谓之多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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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希腊意大利千数邦中，其一——罗马——竟可征服其余，似为意想不到之事。这自是由于人类文化前进大势之不可遏；而罗马恰亦具有特殊条件，并且遵循了巧妙途径。盖经过好多世纪，人类生活不能不变，意识方面不能不开发进步，情操亦即不能株守于家神邦神的信仰崇拜。势不免打破了邦，而前进至于更大组织局面。恰好罗马人不是单纯一族一宗教者，而是杂糅底。乃至“罗马”之名，亦难确定属于何种语言：有谓为特拉文者、有谓为希腊文者、有谓为拉丁文者、更有人信其为爱特利文。它的宗教与其他各邦皆有关系。古时人依宗教为结合，两城若有共同信奉，即算亲戚。罗马注意保存凡与他城为亲戚的证据。例如它歌唱爱王德母亲的古神曲，可自称庇罗奔乃斯人的亲戚；它保存爱纳的纪念，乃成意大利、西西里、希腊、特拉斯、小亚细亚，各处三十个城的亲戚。它政策最巧妙底，是不强迫那些被征服者信奉它的神，却将被服者的神增加到罗马来。罗马于是有较他邦皆多底神，皆多底宗教。它就用宗教吸引各邦，而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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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于其家神邦神底宗教，仅存习惯而精神已不属，邦制度浸失其维系；而罗马征服各邦的事实进展又能不远于其心理习惯，所以罗马帝国之伟大局面就以造成。然而并没有与这伟大局面相应底伟大宗教。只以旧宗教之衰，而罗马兴；罗马盛时，旧宗教乃益衰。而由宗教荒乏，人们精神无主，罗马亦不能不衰矣。这里古朗士有几句话，是值得介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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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初民）间彼此那般不同，那般自由（不羁）与善变，社会的关联与统一是不易建立底。……自然必须有件事物，较实力为大，较利益为尊，较哲学学说为具体准确，较契约更为固定，它即在人人心中而对人人有权威。——这便是宗教信仰。莫有比它在精神上更有力量底了。信仰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它。它是我们的作品，而我们不自觉。它是“人的”，而我们以为“神”。它是我们力量之结果，但较我们更有力量。……人固然可以使自然降服于他，但人永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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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罗马于此紧要处没有好法，社会之腐化堕落遂不可免。直到基督教从东方传来，填补这一缺欠，西洋古代文明乃得一意外底续命汤，而孕育出其近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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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九 基督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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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朗士书结尾说：信仰初生，人类社会始行组织；信仰变化，社会乃屡经改革；信仰消灭，社会亦崩溃变形。我们可增补一句说：一新信仰代兴，一新社会组织随之以起。认识了基督教的精神，则于继古代社会而形成之中世社会，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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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精神，可约之为三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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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神”绝对唯一，与从前有多少家多少邦即有多少神者完全不同了。神不在世界以内，而超于其上以主宰之。宗教意义与宗教形式全都改变。畏神者（畏神震怒降祸），变为爱神。对于神亦不再供饮食牺牲；所祷亦迥非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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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兼爱同仁，与从前区分别族内族外，自私于内而相仇于外者完全不同了。以上帝为父，人皆如兄弟之相亲。教义公开宣传，热心救世，一反各守私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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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超脱世俗，与昔之宗教仍逐逐营营于现世生活者完全不同了。盖以分灵肉为二事，每人只肉体（及其物质生活）这一半，是属于现前社会底；而灵魂自由，可径接于上帝。既然宗教所求不在现世，愈少参加世上事物愈好。所以耶苏说“与凯撒以凯撒所应有，与上帝以上帝所应有”，上古混宗教政治为一者，至此乃分开，而国家政府得以独立。又宗教垂诫于人的义务，却不管人间一切权利问题。权利之事，由法律去规定。基督教是第一个不以法律隶属于自己底宗教（罗马法典之进步大得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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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史书所云：“斯巴达人白昼处于露天下，夜宿营幕之中，饮食相共，人无独居之时，亦罕家庭生活”[12]。这自是集团生活一极端之例，与其尚武善战相联，并非古代社会生活之通例。然而我们要知道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却一般地通是集团生活，它虽以家作核心，而以附属人数众多、阶层分别、家长威权、产业共有种种情形，其生活全属集团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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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集团底，但以精神低浅意识狭隘，不可能为大集团。大集团不再以一家一姓作核心，必待基督教回教等宗教出来，而后得以构成。[13]因此以后说到集团，就不免与家庭家族若相对立了。关于此点，近见张荫麟教授论文，适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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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底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底。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之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底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苏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来，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和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门徒”。又一段记载耶苏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底，而是使它纷扰底；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以上两段文字并见韩亦琦氏新译本）（中略）基督教一千数百年底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于超越家族底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底超越家族底大群（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底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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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可误会大集团生活就从宗教家的意识要求造成。造成西洋人之集团生活底，是事实不是理想。不过这些事实，却与基督教特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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