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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超脱世俗，与昔之宗教仍逐逐营营于现世生活者完全不同了。盖以分灵肉为二事，每人只肉体（及其物质生活）这一半，是属于现前社会底；而灵魂自由，可径接于上帝。既然宗教所求不在现世，愈少参加世上事物愈好。所以耶苏说“与凯撒以凯撒所应有，与上帝以上帝所应有”，上古混宗教政治为一者，至此乃分开，而国家政府得以独立。又宗教垂诫于人的义务，却不管人间一切权利问题。权利之事，由法律去规定。基督教是第一个不以法律隶属于自己底宗教（罗马法典之进步大得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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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史书所云：“斯巴达人白昼处于露天下，夜宿营幕之中，饮食相共，人无独居之时，亦罕家庭生活”[12]。这自是集团生活一极端之例，与其尚武善战相联，并非古代社会生活之通例。然而我们要知道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却一般地通是集团生活，它虽以家作核心，而以附属人数众多、阶层分别、家长威权、产业共有种种情形，其生活全属集团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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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集团底，但以精神低浅意识狭隘，不可能为大集团。大集团不再以一家一姓作核心，必待基督教回教等宗教出来，而后得以构成。[13]因此以后说到集团，就不免与家庭家族若相对立了。关于此点，近见张荫麟教授论文，适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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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底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底。新约里有两段文字，其所表现之伦理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悖之甚，使得现今通行底汉译本不得不大加修改。其一段记载耶苏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来，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和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门徒”。又一段记载耶苏说，“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底，而是使它纷扰底；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以上两段文字并见韩亦琦氏新译本）（中略）基督教一千数百年底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于超越家族底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底超越家族底大群（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底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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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可误会大集团生活就从宗教家的意识要求造成。造成西洋人之集团生活底，是事实不是理想。不过这些事实，却与基督教特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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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集团生活之血底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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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之起，实对当时社会具有极大革命性。第一，它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反对一切偶像崇拜不惜与任何异教为敌。——所谓“基督徒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坛为满足，必进而毁灭异教之祭坛”。第二，它打破小族群和阶级制度，人人如兄弟一家般合组超家族底团体（教会）。教会这一组织，是耶苏曾坚决主张他的门徒应作底。早期底教徒们亦都相信：为保持他们的信仰纯洁和专一，这一结合乃是非常必要。据说其最初组织，“亟望基督重来，天国实现，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并有产业归公之制度[15]。像这样，一面其内部结合既极其坚实，一面其对外行动又极其激烈，集团精神自尔达于高度。排他既强，被排亦烈，到处不为人所容；而遭受压迫残杀的结果，则是使他们自身团结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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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基督教虽想要政教分开，然事实不许，很快又混合一处；基督教虽不想以强力残杀异教，然事实终落到这一步。[16]盖当时文化不能不以宗教作中心，以其特具统摄抟结作用，任何一种组织生活都离不了它。如其设想政治离开宗教，倒想像不出其可能。中古封建底统治，既资藉于宗教；而宗教自身又复政治化（教皇包揽政治，或兼秉政务，教士则预闻诸侯政务等），和封建化（好多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等参列封建层级而为其一部分）。其结果就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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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因为它将政治所特有之强制权力，加在宗教之统摄抟结上了。信仰不过抟结人心，权力则更拘限人身：二者相合，人诚无所遁逃。这种统制过强底集团生活，为后来引起反动之本，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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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点是使得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宗教不挟有权力，其争端可以减少；权力之争，不资藉于宗教组织，其斗争可不带集团性。今二者相合，遂使当时之宗教问题、政治问题、种族问题、私人恩怨，搅混不清，相寻无已。其间大小惨剧，长短战争，绵历千有余年，难解难休。所有这些频繁激烈底斗争，最给予西洋人以锻炼集团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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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称“宗教问题”，初时是基督教与外界社会或异教之争；后来基督教扩展开了，对外斗争渐少，而内部宗派之争又起，至新教发生而益烈。——这是要补明一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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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面所称“权力之争，不资藉于宗教组织，其斗争可不带集团性”：此如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争王争帝者是。其竞争主体，只在二三领袖；多数人均不过从属工具，其间并无深切界别，形成集团对抗。所以韩信可以事楚，又可以事汉。项伯楚人，竟保护了沛公。诸葛兄弟，可以分在吴蜀魏三方去。——这亦是要补为说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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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团体必需有内外界别；没有一定界，难成团体。反之，界别愈严，则团体愈固。此其一。又团体必需有其对抗者，或竞争者，而后其生活振奋组织紧张；反之，若缺乏此类对象则日就懈散，甚且团体消失。此其二。又团体境遇不顺，遭受折磨，其份子之向心力转强；反之，若境遇顺好则其份子或不内向，甚且发生离心倾向了。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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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者，故锻炼集团生活之最佳机会，莫过于战争或各种斗争。人当斗争时，便思结合团体；而有团体后亦更易引起斗争。团体与斗争，殆相联不离。孟德斯鸠《法意》上说，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这话不错底。反之，散漫与和平相联。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漫。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底生活（虽然基督教主张和平底）。中国自受周孔教化以后，大体过着散漫而和平底生活（虽然孔子亦说必有武备的话）。这不为别底，只为基督教一因素加入到西洋文化来，于促使社会走此路的条件全相符合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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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西洋人之集团生活并不能全归功于基督教。除了先自希腊罗马流传下者不计外，后进底蛮族，亦是一个因素。他们原是集体行动底（游牧侵掠都是集体行动，与农业平静分散者异）。又以其文化浅，冲动强，感受基督教之后就很执着；所有许多血斗惨剧，多因于此（指Religious in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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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生活，在生死危难中固可得好底锻炼；但在日用常行之间养成它，同属必要。前者可得其牢韧底向心力和纪律习惯；至若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和公德则多有赖于后者。于此，我们宜一述欧洲中古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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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一 欧洲中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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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社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处所见亦罔非东一个集团，西一个集团，为其人日常生活之所依。如封建制度中那些大小单位，如各处的基尔特Guild，如各自主城市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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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来看，此封建社会并非从其上世演进之结果，而宁为其倒退。在政治上，它是由于大帝国之失势解体，给予雄霸者在各地方上起来的机会，而使一切零弱者不得不各有所依附以求存。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封建集团。虽说自上而下有若干层级，以大统小，以小事大，等差甚严，却不是条理井然底一个体系，而宁为错综复杂峙立着底几团势力。在经济上，它是由于回教徒突然出现于历史舞台，征服了地中海东西南三面，使过去为各地文明及商业交通的大动脉，以新月旗与十字架之敌对，而骤告断绝。古代经济遭蛮族残侵而犹存者，乃于是而溃灭。八世纪以来，商业衰歇，商人消逝，都市生活亦同归没落。继罗马金币而起之新币制，即是与古代经济或说地中海经济断绝关系的证据。同时多瑙河、易北河、札勒河可能底交通，恰都生阻，亦不能有常规底贸易。整个西欧，自八世纪之末反拨到自然经济底农业社会。社会生存，完全建筑在土地占有上；国家的军事制度因之而弛散分解，最高主权便无法保障。盖其政治上封建制度之形成，正基于这一经济事实而来。[17]于此时，那些封建制度下经济自给自足底大小单位，恰又不期而然构成集团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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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倒退或顿挫正给欧洲人以培养集团生活之良好机会。其后，商业复兴，都市再起。则于既经养成底集团生活又启其进步之机。——这是后话；而亦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进步底团体生活”之由来。首尾过程，宛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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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社会，一般说，就是大地产和庄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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