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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一倒退或顿挫正给欧洲人以培养集团生活之良好机会。其后，商业复兴，都市再起。则于既经养成底集团生活又启其进步之机。——这是后话；而亦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进步底团体生活”之由来。首尾过程，宛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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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社会，一般说，就是大地产和庄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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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大地产平均约包含三百个农场（田舍），或一万英亩，以至更多，它们都是教会或修道院或贵族所有。如此广大地面，不易接连一起，有时分散很远。虽分散，但具有一种强有力底组织。在昔商业能运销其生产品，都市提供它日用品时，它以生产兼消费之双重资格参加一般经济活动。现在商业中断，每一大地产构成一种如人们所称呼“闭关底大地产经济”。耕作所需器具，家人所需衣物，都要设立作坊自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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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地产区分为若干部分，每部分或不止一村庄，而在一庄园Manor（或译采地）管辖之下。因此，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底组织，而且是一种社会底组织。它支配其居民之全部生活，自成一小世界，而以地主为首领。居民不仅是地主的佃农，更且是他的臣民。从农业上说，却算一种“合伙组织”Share holding arrangement，大部分农人连贵族在内，都像是股东。他们之间，虽阶级不同却同是基督徒，所以能以人与人的关系相处，相互有其权利与义务。不论自由民或农奴，每人对公共事务有发言权。此外参加者，有不少各式各样工匠，以及牧羊饲猪养蜂等人，他们亦各有其身分、义务和应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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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别为自由民和农奴两种。自由农居极少数：这是保有他依附臣服之初所订契约底。他自有其土地，有权可得脱离团体，他还可以赴诉于国王之法庭。其大多数则是农奴。这是只凭惯例底佃户Customary tenan，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离去。全庄土地除地主保有者外，其余则共同享有。在共同享有地上，各佃户又恒有其世袭使用之部分，以自养其家小，以纳贡于地主。诸如草原、牧场、森林，沼泽等，更是共同不分彼此底。在耕作刈获上，不唯地主之地要佃户合力为之；即各佃自己使用部分，亦是大家通力合作底。磨坊、糟坊、榨葡萄汁器具，乃至烹饪的灶火，常为公共利用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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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主贵族之下，代表他管理全般行政事务，且兼理法庭者，有“管家”Briliff；代表农奴并分派他工作者有“督工”Provost；还有其他吏员等多人。庄园亦即为一司法单位，其裁判权范围大小，视其所侵蚀王权而不同。它按照一般习惯及其庄园夙来形成之惯例，并取得地主同意，以判决案件，处理内部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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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为社会基层，亦是宗教生活一单位而为教会组织之基层。这里有教堂，有教区牧师。牧师通常是地主和全体居民的朋友，为他们传道，并指教一切。他以命名礼（洗礼）、坚信礼、婚礼、葬礼种种仪式，及星期祷告、节日宴集或禁食等习惯，范成他们一生中并一年中的社会生活。教堂前面的草地，常是他们的游戏场；乡村的舞蹈大会，亦常在那里举行。就是那教堂的钟声，亦给他们精神上一种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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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全般生活，环绕着地主和教堂作中心，有这样底集体性；所以其一切建筑自堡垒、邸第、礼拜堂、厅房、住房、农奴的茅舍、各种作坊机房、仓库，以至马栅牛栏等，自都有其内外前后的配合布置，如记载或图画之所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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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卢作孚先生所说的话，“因为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个家庭；所以农业民族的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话，“在未经产业革命底地方，无论是东方是西方，生产方法都是以家为本位；因而其社会制度道德标准，亦必以家庭为本，或从家庭伦理类推之”。如此一类底见解，显然出于臆测，于事实都不大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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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二 基尔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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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乡村各种作坊之外，十一世纪下半期有集中底工商业起来，渐发达于各都市间。这些工商业者，亦都是集团生活，直至十七八世纪乃先后解体，而为近代自由制度所替代。这在英语名为基尔特Guild，中译为同业公会，或行会。它一面为自愿底组织，一面有合法底权力。它一面照顾消费者之公众利益，一面基于生产者自身的要求。内容详情此不及述；但其干涉之强，团结之固，从下列记载可以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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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按照各不同职业来把工匠们组成诸集团，以实行其对都市工业的管理。每一团体有权利保持它所属之某门职业给其会员。因此，本质上这是些特权底团体，建立在排他主义与保护政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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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所享有之自治权与其在政治上之势力，各地方差异很大，但其经济组织之基本性质，则全欧洲是一样底。其基本目的是保护工匠不仅不受外面的竞争，且使他们不受同行的竞争。它把都市市场绝对为自己工匠保持着，对外来商品封闭着，同时还监督不使同业底人用报害旁人而致富。于是逐渐发展出来，由许多极细密规则所构成底一套管理技术，对于一切会员都严格适用。例如：规定工作时间，售价与工资；禁止任何种广告；决定每一作坊中所使用的工具及工人，及早指派人员来作精心详细地检查监督。任何人都不许使用较之别人生产更迅速与更廉价底方法，以致妨害别人。（中略）都市的严峻管理，使潦草从事底工艺为不可能，使工料中搀假亦一样困难。对于欺诈或甚至无意之疏忽，亦施严惩。工匠不仅需服从市政人员常规统治，且需服从公众之支配。市政人员有权在白天或夜晚来到他作坊检查；为了使公众便于监视，工匠必须在窗前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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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几恒预闻市政；其自身亦为一小政府，有选举之职员，有自治之章程，有金库，有裁决争议之法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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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佐证，见于甄克斯《社会通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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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最怪者，则古商贾行社（基尔特）所有之执抵权利，行于中叶。假如有伦敦商，负白明罕商债，不以时远。设于时，伦有他商在白明罕者，则执其货以抵前负；以其同行社故。（见原书国家刑法权分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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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如其你我两家同在甲埠一个业会，我在乙埠欠他家债，你的货物到乙埠却会被他扣来作抵，视你我如一家。那么，当时一个同业公会组织之密且强，事实岂不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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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三 城市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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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皆以城市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著名底“都市文明”；只有中古不是。但中古（自五世纪至十五世纪）后半期即十一世纪末期十二世纪初期，工商业和城市逐渐复兴；便由此以过渡到近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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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和城市之复兴，在色彩上，亦在事实上，为一种对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将其颠覆为止。这种反攻势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气”。如史家所说，工商家人多是从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兴起，都是对封建诸侯之和平底或武力底反抗。[21]其职业组织，便是基尔特；其地方组织，便是城市自治体。亦可以说，基尔特是一经济组织，自主城市是笼罩于其上底政治组织。他们都是“自由人”，为一崭新阶级。[22]但他们必须结成一强大团体，始得自存，始能反攻而达成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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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团体上说，基尔特对内之干涉较强，自主城市对外之抵抗较强。二者同为集团生活之好例，后者更为进步底团体生活之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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